陈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关怀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他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对文艺方面虽没有写什么专门的论著,但他在领导工作中,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实践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原则。他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挚友和导师。现将我和他直接接触中深受教益的几件事实记述如下。
1940年10月,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东进部队,取得了郭村战斗和黄桥决战的胜利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在白驹胜利会师。当时我随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从津浦路东的半塔集来到盐城。为了开创苏北和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局面,急需培养大批各类干部,刘少奇与陈毅商量决定,在盐城创建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华中分院。前者由陈毅兼任校长,后者由刘少奇兼任院长。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鲁迅艺术文学院华中分院就在1941年2月8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刚被任命为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和政委刘少奇亲自莅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师生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把鲁艺分院办成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艺术堡垒。
早在1940年冬天,鲁艺分院筹备期间,刘少奇就说:“我对文艺工作是外行,这方面我请陈毅同志代我掌握。”①对刘少奇这番讲话,最初我们还理解不深,以后在和陈毅多次接触中,才深刻体会到陈毅对文艺不仅非常内行,而且有独特的精辟的见解,对文艺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新诗应该“为大众而歌唱,被大众所欣赏”
1941年春,鲁艺分院举行诗歌朗诵会,会场是在原贫儿院楼下戏剧系的教室,那里没有地板,只是铺了一些砖头,学员们自己动手用泥土垒起了一个小型舞台。朗诵者就自己登台朗诵。听众各自带小板凳坐在下面。朗诵会开到中间,大家才发现,陈毅带着警卫员从教室后面的小门进来站在后面听朗诵。我们赶快让出小凳子请他坐下,台上的朗诵者话音一落,大家就站起来高呼:“陈军长,来一个!陈军长,来一个!”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陈毅微笑着站起来,摆摆手示意大家坐下,接着恳切地说:“过去我在北平读书时,也非常爱好诗歌,经常朗诵自以为裙意的佳作。有一天晚上,我又在天井里大声朗诵‘大风起来了,大风起来了!,突然,嘭的一声,把我的朗诵打断了。原来是楼上的女主人听得不耐烦了,故意摔了一个茶杯。”稍停一下,陈毅又说:“像这样空洞乏味的所谓诗句,去破坏人家的宁静,怎能不使人恼火呢?!”
陈毅言简意赅的讲话,指出文艺作品切忌空洞无物,一定要有丰富的内涵,使全院师生深受教益。
另一次,鲁艺分院召开诗歌学会成立大会,陈毅也应邀前来参加。会上,有人在发言中很赞赏普列汉诺夫的阶级美学观,认为离开阶级观点,人和大自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美和丑。
陈毅听后随即起来发言,他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审美观点。他说:“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文艺,用劳动观点来解剖美和丑,的确有他独特的见解,但他的理论有时过分偏激,把一切美感与艺术起源都归结到劳动上,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美学观。”他接着说:“列宁认为,文艺对于政治有时不是直接的,而常常是间接的曲折的反映。”
他随即举出室外正在盛开的月季花说:“我不相信劳动人民就不喜欢这样美丽的鲜花。现在,劳动人民为牛马般的生活所苦,他们没有时问、没有心情来欣赏罢了。假使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上,有一定的余暇来欣赏的话,我就不相信他们会厌恶这些花,而要无缘无故的摧残它。”
他又举例说:“假如有一个长得非常美丽的少女从这里走过,我们的战士会觉得她长得丑恶不堪而唾弃她吗?我相信,绝对没有这回事。我相信,我们的战士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会对她发生美感的。只有那些不肯说真话的人,而自以为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才会矫揉造作,把明明是美的东西说成是丑的,有时倒反把丑的东西当成是美的。我看并非美与丑的阶级观念绝对悬殊,而是有些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故意颠倒是非,混淆美与丑,把西施与东施混为一谈罢了。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天生就喜欢肮脏、丑恶,而是他们因辛勤劳动和贫苦生活,没有余暇、没有闲情来欣赏美,同时也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因而没有能力来欣赏高级艺术品罢了。实际上,劳动阶级要求把生活水平提高,使他们能普遍地受到良好的教育,使每个人都有欣赏艺术品的机会和能力,解除劳苦大众那种文盲和奴隶的地位,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陈毅又谈到当时的新诗和诗坛的种种倾向。他认为,现在许多新诗人,多半还离不开旧的圈套,那就是“自我呻吟”,很少有“为大众而歌唱,被大众所欣赏”的诗人。⑦
一次生动的党课
1941年夏季反“扫荡”前夕,陈毅在军务十分繁忙之时,亲自和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一起主持,在湖垛附近的军部召集鲁艺分院的党内主要领导干部,开了三个半天的整顿思想作风会议。会议开始,陈毅就指出目前形势十分紧张,日寇和反共顽固派正准备向我们进攻,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必须严格党风党纪,决不能让歪风邪气在党内、特别是在党内领导干部之间滋长,危害党的统一和团结。接着要大家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议结束时,陈毅作了总结讲话,对某些违反党风党纪的同志,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严肃的处理,同时也表扬了一些同志。
这次会议时间虽不长,但大家深受教育,感到陈毅对文艺的要求是宽松的,而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三个半天的会议,是上了一次生动的党课。
畅谈新四军军史
1941年夏季反“扫荡”取得胜利以后,为了适应艰苦复杂的战斗环境,军部决定将鲁艺分院的师生骨干分别组成两个鲁艺工作团。一个由何士德任团长随军部行动,一个由我任团长随三师行动。
同年10月,军鲁工团和三师鲁工团在军部举行联合演出。陈毅找何士德和我一起到他住处商谈,为了纪念新四军成立四周年,要求我们组织创作和演出一个反映新四军成立四周年的历史剧,内容和要求可以由他向创作人员口述。
第二天,军鲁工团的仇泊和三师鲁工团的沙地来到陈毅驻地,他热情接待,亲自给他们二人讲述军史,每天下午讲两个小时,一连讲了三天。
第一天,陈毅同志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以后,他和项英留下,坚持进行了三年极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重点讲述1937年秋天,他下山同国民党大余县、江西省府及四十六师进行停战谈判,将南方八省和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的问题。特别谈到他到永新、莲花等地向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时,有的游击队领导人误认为他已叛变了党,是替国民党来招降的,甚至把他绑起来。幸亏派到山下探听消息的同志回来,证实了陈毅的身份和党中央的新政策,才使他能完成把红军游击队集中东进的任务。
以后两个下午讲述的内容,是从新四军在南昌成立到黄桥决战。他提出,武装斗争、统战工作和民运工作,是三项缺一不可的重要工作。
根据陈毅讲述的内容,仇泊、沙地编成了三幕历史剧《新四军进行曲》。第一幕由仇泊执笔并主演,主要是描写陈毅在泰州和地方绅士及李明扬等国民党将领的交往。经过复杂的斗争,达到争取团结抗战派、孤立反共顽固派的情况。二、三幕由沙地执笔,主要表现黄桥决战,苏中、苏北人民和新四军团结抗战,反“磨擦”、反“扫荡”、反抢粮的斗争故事。
三幕剧《新四军进行曲》由两个鲁工团联合排练,沙地导演,于1942年1月在军部演出。
陈毅看完演出后说:“不错,掌声很热烈嘛!仇泊的戏太温文尔雅了一点;沙地编的后两幕内容不少,就像一颗大树枝杈茂盛,只是主干显得不太突出。不错,你们很辛苦,但是要继续努力提高。"
应该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1958年,我从北京调来上海,在上海音乐学院、文化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又有幸与陈毅有过多次接触。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夕,他向我提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中国也是伟大的国家,应该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上海音乐界的力量很强,你可以组织他们创作几部大的交响乐,来反映这伟大的时代。我给你出几个题目:第一部可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第二部写长征,这是中外历史上的创举。第三部写抗日战争,八年抗战你们都是过来人。第四部写新中国。可以先写前三部,第四部可放到以后再写。”
陈毅的指示,我在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和理论创作委员会上传达后,音乐界感到很振奋,认为这是老市长向我们提出的光荣任务。经过研究,“党的诞生”由施永康创作。“长征”由丁善德创作。“抗日战争”由王云阶创作。根据陈毅的指示,在创作过程中有关组织为他们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丁善德走长征路去了解红军长征的情况等。经过几年努力,三部作品先后完成,并由上海交响乐团演出。第一部名为《东方的曙光》交响乐;第二部名为《长征》交响乐;第三部名为《抗日战争》交响乐。
1964年,我向陈毅汇报三部交响乐完成的情况,他非常高兴,特别在文化俱乐部宴请上海音乐界的同志。l960年春,我突然接到陈毅从闵行打来的电话,下午他要去上海音乐学院听音乐会,节目要以外国作品为主。
听音乐会时,陈毅向我与贺绿汀了解音乐学院的教学情况。演出结束后,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听了音乐会,我认为你们是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假如我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办音乐教育,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外国好的东西:贝多芬、莫扎特、肖邦都不要,这是西太后的做法,会使音乐教育走向绝路。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外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在洋人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这种盲目崇洋的思想要不得。讲得尖锐一点,这种人在某种条件下会当汉奸的。中国人应该有骨气。我们一定要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事后得知,陈毅为什么要突然到音乐学院听外国作品,原因是有人向他反映,音乐学院创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等作品,提倡民族化,有盲目排外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他要去听音乐会是作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否定了以上反映的情况和看法,才发表了以上的讲话。
培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4年6月,正在举行第五届《上海之春》并演出三千人大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陈毅副总理陪同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访问上海,一下飞机就问有什么新节目招待国宾?我介绍了正在演出的大歌舞的情况,并说明文化广场的条件很差,座位是用木条钉的长椅子,而且天气热,观众有一万多人。他说条件差没有关系,观众多让他们看看我们的群众嘛。
当晚看演出时,出乎意料外宾反映非常强烈。演到《扬子江暴风雨》一场,码头工人背着笨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外轮上搬运,悲愤地唱出:
成天流汗,成天流血,
在血和汗的上头,
他们盖起洋房来,
搬哪!搬哪!
在悲壮的歌声中,洋人监工嫌工人们搬得太慢,不时以皮鞭抽打,码头工人和附近的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愤起反抗。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卡瓦瓦等也热烈鼓掌,并激动地说:“过去我以为我们非洲黑人是最受殖民主义的压迫,过着牛马般的痛苦生活,今天看了演出使我了解到,原来中国人民和我们一样,也曾深受殖民主义的压迫。我们真是受苦受难的兄弟。”说罢和陈毅紧紧地握手。陈毅接着说:“共同的遭遇,使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成为真诚的朋友。”说罢,两人又热烈握手。第二天,陈毅对我讲,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等看完演出后非常激动。你们这台节目为我们开展外交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今年10月1日是我们建国十五周年,许多国家的重要外宾要来北京,我一直在担心,用什么文艺节目来招待他们。今天我看了你们的大歌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这要比我们印发许多宣传品更有效。当然,有些地方还要改进,是否可以作为国庆招待晚会的基础,必须请周总理来决定,我可以找机会请他来审定。
7月中旬,市委突然接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从仰光的来电,他们出访东南亚回京途中,在昆明稍作停留后直飞上海,要看三千人大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大歌舞已停演一个多月,而且参加合唱队的二千多人,绝大部分是业余团体的成员,临时要他们集中起来演出困难很大。为此,市委专门召开了会议,经各方面紧急动员,在周总理、陈副总理来沪审看的当天上、下午,进行分场排练,晚上演出。
那天气温特高,文化广场不仅没有空调,电风扇也不多,屋顶是铁皮盖的,太阳一晒,热气反射到场内,人一进去就像在蒸笼里一样,汗流浃背。市公安局局长、机关事务管理局长都在现场,我们一起商量,如不设法降温,实在无法演出。决定立即从各单位抽调二百多台电风扇,运来几十吨冰块放在前后台,同时用救火车不断向屋顶喷水。经过多方努力,场内温度有所下降,但仍在摄氏33度左右。
演出前十分钟,陈毅副总理陪同周总理来到文化广场。一见面,陈毅就笑着说:“我讲的话兑现了。今天请总理来亲自审定,这台节目能不能作为国庆的招待晚会。”
演出中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看得非常认真,边看边问,不时和群众一起鼓掌。演出结束已是深夜11时许,他们要我和编导许平一起去文化俱乐部。他们和我们围坐在圆桌旁,边吃夜点边商量。
周总理说:“来此之前已听陈总介绍,这台大歌舞不错,外宾看了反映很好,因而特地弯到上海来看一看。刚才看了演出,还没有很好思考,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回北京,只好先谈一点印象。这台节目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气势宏伟,你们选择了不少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歌曲,听起来很亲切。有些场次如《飞夺泸定桥》等的舞蹈设计得不错。可是,你们没有着力写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缺陷。另外,历史的跨度太长,是否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可以。建国以后如何写,那是一篇大文章,要好好研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商量后认为,总的来说,这台节目可以作为国庆晚会的基础。但节目中涉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由谁来拍板,如何进行加工,都要很好研究。陈毅副总理提出,由周总理来直接领导。但周总理在北京,于是商量决定将上海大歌舞的主要编导、演员、指挥等人员调到北京,加上北京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加工修改,并且定名《东方红》。规模空前、气势宏伟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建国十五周年国庆节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演出,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好评,成为我国音乐、舞蹈创作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我们追根思源,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凝聚着陈毅的许多心血和辛勤劳动。可以说,如果没有陈毅的大力推荐、关怀、支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不可能产生。
辛勤灌溉芭蕾新苗
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已在国内外演出一千三百余场,成为中国二十世纪音乐经典作品之一。从开始创作和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中,多次受到陈毅的关怀和指导。他先后六次观看舞剧《白毛女》,每次观看后都要提出不少重要的意见。
最初,喜儿逃出黄家来到深山,头发由黑变白。陈毅说变得太快了,反映不出喜儿到深山后经过长期艰苦生活、用野果充饥、没有盐吃、头发才慢慢由黑变白。你们可以向川剧学习,川剧不是有变脸嘛。他还说慢慢变白,可以有几个过程,反映喜儿与风霜雨雪、与野兽搏斗,为了要报仇挣扎着活下去,经过艰苦的磨炼,头发才渐渐变白,这样可以突出喜儿的坚强性格。
他还对如何加强军民关系以及八路军解放杨格庄后,群众的服装太旧、色彩不够明亮提出意见。他说,解放后群众的服装就应该新一点,色彩鲜艳一点。不要自然主义,应该革命浪漫主义嘛。
1965年7月19日,陈毅副总理陪同周总理又一次到上海看舞剧《白毛女》。陈毅副总理说:“《白毛女》是好戏,加伴唱符合中国人的民族欣赏习惯(当时有人不赞成芭蕾舞加唱)。‘四变’新鲜(喜儿上山后经过四个时期的变化,才从黑发姑娘变为白毛女),有创造性。音乐再加以发挥,可扬名世界。舞剧《白毛女>是成功的。成功之处,人物有了新的处理。上海可爱,《东方红>大歌舞出自上海,现在又有了芭蕾舞剧《白毛女》,最新、现代的都有了。"
如今,我们缅怀陈毅同志的丰功伟绩,令人心潮澎湃。他对文艺工作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刘少奇对文艺工作者一向十分重视.1940年3月,我从大别山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受到他接见时他就指出。“我们的军队没有文化不行。从红军时期开始,就用文艺形式来进行宣传鼓动.活跃部队和群众的文化生活。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也离不开文化工作.为此,才把你们这批文化人从国统区调回来。”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成立了抗敌剧团及苏皖边区文化协会,还在战火纷飞中举行了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他在苏联见过高尔基)。
②陈毅在诗歌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话.摘自会议主持人许幸之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