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了十几万优秀干部，他们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人把他们的热血抛洒在祖国的大地上。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继续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至今幸存的几万人虽然都已经白发苍苍，许多人仍然在党政军机关担负重要的责任，或者在各个方面发挥自己的余热。

　　抗大除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总校外，一共有十二个分校(包括太岳、太行两个分校)，其中有五个在新四军地区，这就是四分校、五分校、八分校、九分校、十分校，加上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和此后为领导几个分校而成立的抗大华中总分校，约占抗大各分校的半数。皖南教导总队实际上也是抗大，它的教育方针、校训和教育内容与总校基本相同，主要领导骨干如冯达飞(教育长)、龙树林(主管政治文化教育)等同志都是从总校派来的。由于皖南军部地处国民党军队的管辖区，国民党不许我们办抗大，所以经党中央批准改称教导总队。这里邻近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投奔来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多，还有少数产业工人。新四军成立后，新参军的农民与其他解放区比较，文化水平也比较高，这是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地区抗大各分校如此兴旺的重要原因。

　　皖南教导总队的军事教员是从部队派来的，政治文化教员大多数是在抗日救国运动中锻炼出来的社会活动分子，政治教员全部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其中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等。教员和学生的素质，使我们有可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革命战士。教导总队第一、二、三期毕业的学员，少数人留下来当教育干事帮助教员辅学生的，有些人当连指导员，他们成为此后五分校、八分校、九分校的教育骨干。五分校还有以洪学智为首的从总校派来的一批重要干部，但总的来说，大多数干部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四分校和十分校因为远离军部，主要领导干部是由抗大总校和第四师、第五师派来的。

　　至今，抗大的老同学在相遇时，仍特别亲热，常常诉说仅仅半年学习，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几乎可以说是根本性的改造。绝大多数学生初来时候只有满腔爱国热情，经过半年教育就使他们的思想意识从小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认识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懂得抗日战争不仅要求得民族解放，而且要求得社会解放。这种惊人的思想转变，同现在许多大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比较，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产生这样大的教育效果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第一，震撼全国的抗日战争给整个中华民族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千百万人民被迫奋起保家卫国。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屠杀，使向来被地主资产阶级诬蔑为“自私”的农民，在各解放区到处出现“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许多知识分子也被迫走出学校、课堂，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大学生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中的先进部队，他们上这所大学一不想当官、找职业，二不想赚钱，想的只是学好革命和杀敌本领，为国为民不惜付出自己的鲜血。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也使全国人民逐渐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记得在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候，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问我：“美国的人民不关心政治，为什么中国人民连不识字的农村老妈妈都关心政治，如此拥护共产党和愤恨国民党呢?”我说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谁上台都一样，中国国共两党谁胜利对农村老妈妈来说也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怎么会不关心呢?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这两个反面教员，培养全国人民特别是抗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在这基础之上使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容易收效。

　　第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坚定了我们抗日必胜的信心，认识到达到胜利必须经历的艰难曲折道路。《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著作为我们指明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光明远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党中央的每一个文件，新华社的每一条消息，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的第一篇文章，都是我们很好的政治教材。我们整天生活在这种浓厚的政治气氛之中，怎能不潜移默化呢?

　　第三，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对学生的思想改造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的教育方针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从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每讲一门课都同学生的活思想结合起来。例如讲到封建社会就由农民来诉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讲到资本主义社会就由产业工人来讲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讲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时候，也由学生联系耳闻目睹的事实来共同讨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政策同学生的思想结合起来，有的放矢地编写和不断修改教材。我们的政治教育由教员集体备课，平时互相听课，星期天交换教育心得，讨论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由于学生的阶级出身和文化水平不同，不能不因材施教，教员讲课后由政治教育干事进行辅导，在晚间参加学生的讨论，不但当场解释一些容易解释的问题，而且把疑难问题及时向教员汇报，甚至由训练处组织教员来互相讨论，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采取这种教育方法，不但教好了学生，而且教好了教员自己，使自己懂得怎样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利用有限的时间来收到最大的教育效果。军事课是把课堂教育与野外演习相结合，不但提高了来自部队学生的作战知识，而且使没有参加过战争的知识分子也学到了战争常识。在皖南事变中，教导总队的学生在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同志指挥下，担负保护军部突围的重任。许多初次上战场的学生同样队形严整、进退有序地同敌军浴血奋战，使当场督战的叶挺军长看到他们高昂的士气和灵活的战术而连声称赞。

　　当时学生队大多数人三分之二时间学政治，三分之一时间学军事，培养政治工作干部。也有几个队三分之二时间学军事，三分之一时间学政治。毕业后除极少数人留下来当军事教育干事外，绝大多数当班排连级干部。新中国成立时，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师级干部。可惜的是大约有一半人已经在十年战争中为国捐躯了。到现在从中央军委到大小军区，都还能够找到抗大的学生，在党政机关工作的高级干部就更多了。

　　抗大办学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当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教员也很少，靠自己培养。祠堂、庙宇是我们最好的教室，晴天茂林修竹也可以当课堂。学生没有桌椅，都坐在背包(装着自己的每个班一只面盆(盛菜)，这是吃饭的全部用具。农民家10平方米上下的房屋，铺上稻草就可以住一个班(12～14人)。教员也同学生过几乎同样的生活，在可能条件下有一间小屋、一张小床，在菜油灯下备课。许多时候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进行教育。抗大五分校就在洪学智副校长领导下，在盐城以东荒芜的海滨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反“扫荡”战争。我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就是在行军中在膝盖上写成功的。其他几个分校，也或多或少经历战斗，特别是九分校战斗激烈，伤亡100～200人。最感人的是皖南教导总队的最后一期学生，在皖南事变中除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多数人阵亡和被俘，被俘在上饶集中营继续英勇斗争。包括教育长冯达飞同志在内，多数人惨遭杀害，少数人越狱逃跑，回到抗大五分校或部队中去继续战斗。

　　抗大的生活是艰苦的，同时也是活泼和快乐的，大家都为胜利的明天充满信心。每天早晨和傍晚，几乎每个队都充满了歌和笑声。每当召开大会时，会前都要互相挑战。“××队，来一个!”“请谁唱?××队!”特别是歌声嘹亮的女生队，常常成为挑战的对象。每个队都有一个“救亡室”(俱乐部)，每星期出一期墙报，每个月开一次晚会，把学习和文娱活动配合起来。多么难忘的往事呀!已经快过半个世纪，仍然活跃在我的脑海中。三年前我去上海，三十多个抗大女生队的干部和学生邀我共进晚餐，还邀来了一个男生代表忻元锡。一群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仍像17、18岁的小姑娘一样纵声欢笑，全体合唱《新四军军歌》和《抗大校歌》，使围观的服务员都十分惊奇。

　　五十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大专院校，包括军政大学，生活在无数先烈创造的幸福社会中，情况不同了，任务也不同了，时代要求我们的是保卫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抗大的革命精神和教育方针，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我们同样要教育学生爱祖国、爱人民，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神圣的革命事业，为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新四军地区的抗日军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