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父亲吕惠生烈士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父亲1945年牺牲的时候，年仅43岁。当时，我们都还年少，只是通过直观、直感，在幼稚的心灵上铭刻下了一位慈父、严父的形象，感到他可亲、可敬。而真切地理解父亲还是后来，通过他难得留下的墨迹和他的战友们的回忆。这些墨迹和回忆，在我们眼里是异样的真切、生动，也许是因为它们同我们对父亲的骨肉亲情相系着吧。 　　

洗心亭 　　

　　父亲一生清正廉洁，为了他自觉选择的信念、理想、道路，一甘于两袖清风，真可谓“安贫乐道”了。每当我们回到家乡安徽无为，在县城绣溪公园父亲的墓前肃立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邻近湖畔曾经有过的一座茅草小亭——“洗心亭”。小亭虽然早曩已不复存在，但它在我们的心中却永远是一座神圣的丰碑，使我们由它而依稀可见父亲那清癯的身影。

　　时光返回到1935年。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神州大地，凄风苦雨，霾云漫天，父亲当时还没有找到党，尚处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彷徨和苦闷之中。不过，他一向主持正义、仗义执言的品德和作为，早已蜚声乡里，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由此而受聘担任了县政府建设科长。一次，两家豪绅为了霸占一块公田修建私人宅第，竟然采取贿赂手段，拿出两百块银元，暗中送到我们家，妄图买通父亲为他们行方便。父亲感到受了奇耻大辱，遂作《七绝》一首：“孳孳货利已根生，哪得人人肯洗心。只有铲除私有制，人心才可不迷金。”在愤懑中，为了拆穿恶人，对天铭志，他断然将那笔贿款公之于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曝光”)，用它在公共场所建了前面提到的那座茅草小亭，并亲笔书写“洗心亭’’三个大字，悬于其上。借此告诫世人，告诫自己，务必时时荡涤心灵上的污垢。此举一出，当地豪绅既嫉恨、又害怕，而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时传为佳话。可惜，后来不知出于何故，那小亭竟然被拆掉了。

　　父亲人党之后，他的清廉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如果说他以往的清廉是源于正义的话，这时他的清廉已经同革命连在了一起。正如他写下的，“革命事业，就是我的生命。”为了革命，“三更灯火五更鸡，累断命根不迟疑。生命只是一条在此，干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父亲留下的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一向把廉洁奉公视为革命的大节，时时在严格解剖着自己，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于律己，坚守大节，“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不曾做过不道德、丢人格、有欺于人、有愧于心的勾当。”1936年，他曾经亲笔写过一幅对联挂在斗室墙上(现存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上联是：“人能胜天学以致用”，下联是：“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父亲一向言必行、行必果，从而也造就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惠生堤 　　

　　父亲对革命的忠诚和他对人民的热爱是融为一体的，一以贯之，终生不二。

　　无为东乡有一条拦江长堤，名叫“惠生堤”。它与古今祖国诸多宏伟的水利工程相比，恐怕排不上什么名次。但是，它包容的意义是深沉的，它凝结的精神是伟大的。如今漫步在“惠生堤”上的人们，不论是否知道这名字的来历，不知者可能认为它取之“惠及民生”的意思，知之者会把它同父亲的名字连在一起，或此或彼，都无关紧要了。“惠生堤”毋庸置疑是已经载入皖江抗日根据地史册的，也是我们每次回到家乡必定流连忘返的一个圣地。

　　当年，无为东乡沿江是曾经有过一条堤的，即黄丝滩江堤，它比“惠生堤”更靠近江边，素有“一线单堤、七邑生命”之称。由于年久失修，直接威胁着沿江七县300多万人民生产、生活乃至生命财产的安全。从清王朝到国民党，曾经张扬过无数次的“修堤”，结果都是搜刮民脂民膏无数，颓堤依旧，堤内低地尽成沼泽，人民屡遭洪水劫难。自从来了共产党，事情就不同了。1943年，面临黄丝滩江堤即将全线崩溃的紧急局面，父亲以对革命、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当机立断，发动、领导并组织实施了建设黄丝滩新堤的战斗。他是把“这一伟大的水利建设工程”作为“为了防御水患、获得安全，为了保障生产，长期抗战，为了巩固发展皖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争取抗战胜利，建国成

　　功”的大事对待的。在与占据芜湖的敌伪隔江对峙、头上敌机不断盘旋、敌人时而偷袭的严峻形势下，父亲亲I临现场勘查，选定最佳方案，精心制订规划，精心组织施工，同几十万民工同生活、同战斗，一起挖土、挑担、打夯，呕心沥血，风锾露宿，度过了那难忘的日日夜夜。这项为当时的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称之为“皖中劳动人民的惊人奇迹”的宏大水利工程，从1943年10月6日破土动工，到1944年5月6日胜利竣工，历时212天，它凝结着父亲的智慧和心血。1944年9月，由皖江第二属参议会提议，经皖江区党委批准，新堤被命名为“惠生堤”。这便是“惠生堤”的由来，它至今仍然是沿江七县一市防洪的屏障。父亲时时事事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身体力行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这也就是他在战火纷飞中居然花那么大精力于黄丝滩新堤建设工程的缘由。早在1941年，他出任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在就职演说中，就发誓要“奋战敌伪，诛除匪奸，更扶助人民组织抗日自卫武装，拼头颅、洒热血，不仅深入敌后，而且要开展民权，保卫民主，足衣足食，使全县成为抗战最坚决最先进的光明领土”。从担任无为县长到担任皖中行政公署主任，他作为根据地的行政首长，不仅着力于组织动员群众参军、支前领导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反“扫荡”、反摩擦，还花了很大精力抓生产、抓贸易、抓金融、抓教育，可谓事事操心、事事操劳，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当年，我们在同父亲相处不多的日月里，亲眼目睹了他为人民利益殚精竭虑的感人情景，往往痛惜父亲真是太苦、太累了，而他的脸上却又常常洋溢着欢欣和幸福，即使在病魔不时折磨得他难以忍受的时候。后来，当我们长大以后，才终于逐渐理解了，原来，父亲正是对人民的至亲至爱化作了他甘心情愿的付出，以人民的痛苦为痛苦，以人民的幸福为幸福。于是，他在艰辛中也便享受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欢欣和幸福。 　

绝命诗 　

　　父亲对革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在日常工作、战斗中表现为清廉、刻苦，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到了生死关头就表现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义凛然。

　　父亲的牺牲是很壮烈的。从1945年9月中旬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我们的妈妈和道立、学问、治平，妈妈生前硕果，她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中秋节，经查对万年历，当是9月20日），到11月13日牺牲，短短55天里，父亲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对种种引诱，他无动于衷，遭受严刑拷打，他面无惧色。最后，图穷而匕首见的敌人问道：“你今天就要死了，感到遗憾吗?”他面对几把明晃晃的刺刀，视死如归，掷地有声地回答：“为革命而死，为真理而死，是最大的光荣，绝无遗憾!遗憾的是坚持敌后八年抗战，有许多宝贵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就在那一天，父亲走到了自己一生光辉的终点，用最后一滴血为自己做了结论。他可以完全无愧于党和人民地说：“在我的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吕惠生之墓。”

　　父亲去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意义上的遗产，我们都是党和人民养育成人的。然而，他却留给了我们无比巨大的精神财富，使我们可以享用终生，并且传及后代，包括他牺牲前写下一的那首感人肺腑的绝命诗：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

　　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

　　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

　　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父亲去了，永远去了。党失去了一个忠诚的战士，人民失去了了一个优秀的儿子，我们失去了慈父、严父。“竟死我何求”?!父亲一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是一贯执著的。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从致力“实业救国”到信奉三民主义，结果严酷的现实使他一再失望了，并曾因此而彷徨和苦闷过，但从未停息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自从他从共产党的身上找到了真理和光明，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始终坚贞不渝、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为之献出了他自己所能：支配的一切，他的全部精力和才华，他的生命，还有他的妻子儿．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全家存，革命败则我全家亡，此已为明显不易之铁的事实，我何他虑!’’最后，当他把自己在囹圄中所惟一能支配的生命献出的时候，作为个人，他的确可以问心无愧，别无他求了。然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明知革命的路还长，革命事业还需要一代人一代人地奋斗下去，难道会什么希求、什么嘱托都没有了吗?我们想，一定会有的。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的话，父亲一定会有许多话对党说的，他不是在敌人面前不无遗憾地说过“有许多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吗?父亲也一定会有许多话嘱托我们的，至少会告诫我们：我的儿女们，还有你们的儿．女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了革命胜利，无数先烈倒了下去(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革命的红旗就是他们的鲜血(也有我的)染成的，你们无论何时何地，不论遇到顺境，在取得成就的时候，还是遇到逆境，在遭受挫折的时候，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把革命红旗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些话早已沉于我们的心底，融人我们的灵魂。每念及此，犹如听到警钟长鸣，总是令人摧肝裂胆，催人奋发向前。

　　200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