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老子有言：“智慧出，有大伪。”这句在2500多年前并未引起多大重视的话，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却确确实实地应验了。知识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在物质文化生活空前提高的同时，失信作伪行为愈益频繁，利用高科技造假引发的犯罪现象层出不穷，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鉴此，党的十七大号召我们：“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途径是“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和“弘扬中华文化”,“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本文试就弘扬中华民族诚信文化问题作一简要探析。

　　首先，必须肯定，由于中华诚信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迄今它仍是我国伦理道德中的主流。例如，201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肩扛起残破家谢延信》，介绍了这位道德模范-谢延信的模范事迹：为践行对爱人临终时的承诺，他毅然将自己的姓氏由“刘”改为“谢”，把幼女送回自己父母家,他苦苦厮守谢姓这个家，每天早早起床，一边做早饭，一边为岳母洗脸梳头，之后再侍侯智障妻弟吃早饭。他侍候瘫痪在床的岳父18年，照顾多病的岳母和智障的妻弟35年，青丝变白发，爱心不移。又如《新民晚报》2010年7月27日发表《台州粗心小伙错汇百万元天降“横财”河南商户不动心》，记述了粗心的浙江台州路桥小伙郑鹏，错将100万元汇款打到了河南郑州某公司经理王百照的账户中。王百照收到银行短信后，迅即请两地银行反复查对，知道是郑鹏错汇时，便主动上门向郑鹏表示，把100万元钱悉数还给他。此类事例还可举出不少。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不诚信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各行各业都在发生。2010年6月，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成的课题组，对上海社会诚信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有44.2%的受访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状况下降了，诚实守信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成为“无用的别名”，甚至有90.2%的受访者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在一些地方，老实排队的经济适用房申购者望眼欲穿，有人却能用虚假申报材料轻松拿出房子钥匙；少数把学籍“取巧”改到外地的高考考生，比坚守原籍的考生获得了更好的升学机会；掺杂做假的不法商家，比本分守法的经营者获利更多；客观真实的电视节目受到冷遇，靠炒作造假的低俗节目却一时大受欢迎……这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暴露了社会信用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何让“诚信吃香，失信吃亏”》，《人民日报》2010年7月16日）诚如中共中央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的：“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针对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的现实，《纲要》把“诚信”列入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并把“诚实守信”作为要大力倡行的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诸如以倡行“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全国道德建设水准有了回升，道德模范不断涌现。但是，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的社会公害仍在肆虐。例如，在教育界，从唐骏的“学历门”事件（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唐骏学历疑云问“成功人士”诚信》）到北京市73岁范垂礼以军校招生为名诈骗140余名事主1900余万元（《高考诈骗何时休？》，《人民日报》2010年8月20日）；在医学养生界，从“排毒教父”林光常、“太医后人”刘弘章、“食疗专家”张悟本的先后倒下，到“仙长”李一的被揭露（《李一“神话”还能撑多久》，新华社记者王晓磊重庆8月16日电）；在财税方面，从2009年，青海省国税部门查出在建的国家重点工程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复线工程中的“问题”发票1154份，涉及金额1.28亿元，偷逃税款494万元，到2010年6月23日，审计署在公布的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指出，中央一些部门接受和使用虚假发票列支问题比较普遍，抽查56个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1.42亿元。（《关注发票漏洞问题（上）》，《人民日报》2010年7月20日）等等。应该说，就全国范围而论，上述事例仅是欺骗欺诈公害的冰山一角；但是，却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坚决改变不讲信用的社会风气、彻底清除欺骗欺诈这一社会公害。这就必须在充分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诚信文化。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诚信文化资源。我们要进行以增加诚信意识为重点的道德建设，必须全面认识中华民族的诚信文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和解剖刀进行铢分毫析，取其精华，以为建设社会主义诚信社会的借鉴。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儒学更把诚信视作“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立政之本”。一部《论语》，“信”字凡38见。孔子大讲“民无信不立”（《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孟子则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从总体上说，“诚”与“信”的含义是一致的。如《礼记·乐记》曰：“著诚去伪”，疏云：“诚，谓诚信也。”《说文·言部》云：“诚，信也。”“信，诚也。”可见，诚信作为道德范畴最早起于人际交往，特指为人要言而有信、实在不伪。由于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诚”与“信”又各自具有多重具体含义和社会作用。

　　诚的本意是诚实不欺、真实无妄。《易·文言》云：“修辞立其诚”。疏云：“诚谓诚实。”朱熹在注释《大学》“诚其意”、《孟子》“反躬而诚”时均说：“诚，实也。”在注释《中庸》“诚者，天之道”时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也。”可见，诚信就是为人处事实实在在、不欺不伪。子思和孟子把诚由“人之道”扩大到“天之道”。《中庸》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这样才能做到“诚心守仁”、“诚心行义”（《荀子·不苟》）在荀子看来，诚，是君子的操守，为政的根本。他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同上）可见，“诚”的含义具有多方面的规定性，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主要有：第一，以直论诚，是谓诚直，主要破一个“枉”字；第二，以真论诚，是谓真诚，主要破一个“伪”字；第三，以精论诚，是谓精诚，主要破一个“懈”字；第四，以实论诚，是谓诚实，主要破一个“欺”字。总之，“至诚通天”。不论是立身、从政还是经商，至诚均为第一要义。

　　“信”的本意是恪守信用。《国语》把它作为立身处世的必备操守，指出：“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信所以守也。”（《左传》把信作为礼的必备品格，并提到治国安民法宝的高度，指出：“忠、信，礼之器也。”“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在《论语》的38处“信”字中，作“诚实不欺”解的24处，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解的11处。根据孔子及后儒的阐发，“信”字的主要意蕴有：第一，“信”是道德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主忠信”（《颜渊》，孟子褒扬“信人”（《尽心下》），董仲舒则把“信”列为五常之道等。第二，“信”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左传》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等。第三，“信”是广交朋友的基本准则。孔子主张“朋友信之”，孟子曰：“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左传》曰：“不忘旧，信也”等。第四，“信”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条件。孔子把“敬事而信”（《学而》）列为治理千乘之国的第一要务。《礼记·礼器》曰：“先忠信，礼之本也”，韩非曰：“小信成则大信立”（《外储说左》上），《吕氏春秋》专列《贵信》一篇，指出：“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董仲舒将“信”列为五常之一，指出：“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举贤良对策》）等。

　　“诚”与“信”尽管有着多重涵义，其间多有区别；但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最根本的涵义就是诚实守信，它是庶民立身处世、君王治国安邦的根本，表现在日常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古人非常注意诚信守约。例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季札挂剑报徐君；又如，《后汉书·范式传》载范式交友重信义等。这在后世得到了发扬光大，在当今仍不乏诚实守信的道德模范，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榜样作用。在经济生活中，古之经营者们非常讲究诚信，孕育了久传不衰的儒商精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的十七个从商者，特别是前三名范蠡、子贡、白圭，都程度不同地受了孔子“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宪问》）思想的影响，从而开了中国儒商精神的先河。后世十大商帮特别是徽州商帮，都深受他们的影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今，我们必须借鉴这些经验，建立严格的信用制度，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在政治生活方面，古之从政者中的精英也很讲究诚信。孔子曰：“政者，正也。”（《颜渊》）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等。在这一思想的薰陶下一些明君贤臣倡行“正己教人”的政风，出现了比干、包拯、海瑞等一批至今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清官”。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传统身正行直官德思想的真正继承者。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出现了夏明翰和方志敏等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建国后，又涌现出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吕日周等一大批优秀干部。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的事业才得到了蒸蒸日上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的当今，我们要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道德建设，建设一个和谐中国，必须在充分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的同时，努力弘扬中华民族诚信文化，把诚信作为每个公民特别是干部的必备操守，国家政事的根本要求，从培养一代代诚信公民和干部着手，建设诚信家庭，建设诚信社会。这样持之以恒，一个诚信和谐的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