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执政经验

　　1、党、军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和巩固执政的法宝

　　中央坚持在华中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反对撤向大后方配合国民党军队行动，这是基于抗战时期，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下，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反对国民党的限共反共政策，也为了摆脱受敌顽夹击的不利环境而作出的正确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在敌后依靠群众，打击敌人，发展自己，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只有这样，才能为创建华中根据地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

　　中共中央在指导华中反磨擦斗争中，确立了“政治前行，军事后行”的策略方针。所谓政治前行，就是从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有力揭露顽固派进攻的阴谋与磨擦的真相，广泛争取中间派对中共之同情，在政治上极大地孤立他们，而使自己立足于有理和主动地位。所谓军事后行，则是凭借中共在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以自卫立场，有把握地坚决反击反共势力的军事进攻，取得反磨擦斗争的胜利。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把争取中间势力放在突出重要位置争取中间势力，这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广泛地争取中间势力，使其中立或同情支持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并最大程度地发展进步力量。因此中共在华中根据地创建中，对争取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极为重视，并在两个主要方面予以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建立一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彻底实行“三三制”。刘少奇一再强调，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主要依靠我们实行灵活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少树敌人，多交朋友”，要达到“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的目的。即使对大地主、对资产阶级、对顽固派，一般也不用“消灭”“打倒”的绝对斗争的方式，而应采用“一打一拉(一面反对，一面联合)，又打又拉”的策略。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斗争是为了求得联合，而联合是为了求得共同发展，并争取在联合中的主导地位。

　　统一战线中要防止过“左”或过“右”两种倾向，特别是要防止“左”的倾向。在斗争中必须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不能无原则的迁就。从1941年到1942年，华中地区各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为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创造了条件。虽然在这以前，有些地方政权也曾吸收一些开明士绅参加政权，但为数不多。1941年6月3日，刘少奇在盐城参议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种抗日民主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是所有抗日各阶层人民联合的政权，凡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均可参加这个政府。……我们主张在抗日民主政府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在政权中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这时，在华中地区已建立起政权的地方，除吸引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之外，特别注意团结争取地方名流和开明绅士，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加强对他们的政治影响，把他们吸收参加到抗日民主政权中来。为了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刘少奇早在领导华北抗日斗争的时候，就强调一定要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i] 更加独立自主地去发动群众工作，要直接用共产党及八路军政治部的名义，去动员群众，建立和改造当地政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必须坚决反对不敢用党与八路军政治部的名义公开去发动群众，模糊我党独立的政治面目，这是一种右的倾向；同时，又必须反对不顾统一战线的原则，提出过高的口号，采用不适当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去刺激同盟者，这是一种“左”的错误。刘少奇还着重指出“当我党已成为政权、武装与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就要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的支部，增强领导机关的人员，扩大党内的民主，加强我党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ii]

　　2、民主政治建设是争取执政合法性的途径

　　华中各根据地，建立之初只注意地区、县两级的政权建设，对基层政权民主改造不力，致使基层民众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实现，这迫切需要把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引向深入。回延安之前，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彻底改造根据地内的政权机构，要特别注意下层(区乡)政权的改造，使下层政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和进步分子手中。掌握在可靠的群众积极分子手中，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盐阜区在减租减息取得初步胜利，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各级政权的民主改造工作，废除封建的保甲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召开村民大会、乡民大会、区民大会，选举了以工农小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基层政权，从而保障了基层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1943年5月，在溧水县召开了苏南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苏南区行政公署，作为苏南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最高领导机构，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苏南施政纲领》，这个纲领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引导和鼓舞根据地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抗战纲领，对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刘少奇认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必须推行民主政治，实行民主化。他说，只有推行民主化，才能真正建立起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民主政府。鉴于当时我们党内外实际的情况，刘少奇要求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一定要对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民主教育和训练，使广大干部懂得民主政治的精神、实施及方法，切实克服存在着的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作风，使广大干部真正站在民众之中，做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而不是站在民众之上，成为人民的统治者。刘少奇还提出了对党内外进行民主教育与训练的具体措施。他还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在根据地内领导政权许多年，还不能建立一种像样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秩序，那我们就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在全国人民中在战后再来谈民主政治，那就会引起人民对我们以至对民主政治的怀疑，以为只是在口头上叫的而不是在实际上实行的。”[iii]

　　为了具体地指导建立民主政权的实践，刘少奇对所要建立政权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群众基础及地位都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这一政权的政府组织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各级民主政府的委员制，代表会议制，实行人民普选的原则，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政府人员要按‘三三制’的原则组成”，“这一政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的自由。一切党派只要抗日，不反对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这种政权是地方政府，它应属于中央政府并受其领导，同时它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则下，颁布地区的单行法令。”尽管其“还没有被中央政府所承认，但它是合法的”。刘少奇特别就这一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他说:“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就是合法的，而不实行的，是不合法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人民选举的，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就是不合法的”。刘少奇的这些指示，为华中民主政权的建立规划了具体的蓝图，并打消了部分党内外人士的种种顾虑。

　　3、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是获得政治资源的重要武器

　　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全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乃至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高度，我党视政治宣传为一种发展自己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军队政治部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宣传、出版、教育事业，指出“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到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iv]1941年6月，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说：“对印刷出版工作，我们一定要提到战略地位上来认识，……我们共产党员搞革命，一靠武装斗争，二靠宣传”。“我们新四军现在还没有广播事业，除口头宣传外，文字宣传就是我们主要的宣传方式。”新四军报刊伴随着敌后游击战成长壮大，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加强新四军自身建设夺取华中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少奇来华中后，他要求“各级宣传部教育科，应在关于民主的研究及宣传教育工作中进行必要的努力，多写文章，小册子，多到各种会议上作报告”，以提高人们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他本人身体力行，多次利用重要集会，作报告或演讲，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论。在发表的文章中，刘少奇首先阐明了抗日和民主的关系，帮助人们提高民主认识，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夺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自由，这就是中国革命目前所需要做的相互联络的两件大事。所以抗日战争，不是与中国民主革命无关，而是中国革命的继续，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阶段。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负担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和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自由才能实现。”

　　4、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民生是增强执政群众基础的唯一选择

　　日本侵略军为了摧毁华中抗日根据地并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不遗余力发起全面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斗争。根据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统收统支的财经制度，发行抗日货币，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了根据地经济，改善了民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由于华中抗日根据地大多数处于水患严重的江淮地区，加上战争造成的水利设施毁坏、土地荒芜。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重点抓好垦荒和水利工作。大生产运动的另一个工作是发展纺织业，解决军民的穿衣问题。在大生产运动中，还遇到贫困农民缺乏资金的问题。抗日民主政府及时发放扶贫救灾贷款，支持农民搞好春耕工作。在垦荒方面，垦荒户不仅可得添置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的无息贷款，而且可以享受3年不收赋、5年不收租的优待条件。

　　在大生产运动中，各地推广发展劳动合作组织的经验，开展组织以变工队、短工队和互助组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合作运动。劳动合作运动不仅调剂了人力、畜力、农具的余缺，而且促进了农户间的互相竞赛、有利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二、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执政经验的现实意义

　　1、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刘少奇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模范作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之坏，将给全国以好的或坏的重大的影响。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v] 刘少奇领导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且在实践上，解决了政权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及其方法步骤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革命政权理论，对毛泽东政权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讨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对于促进当前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搞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的政权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战特殊形势下党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抗日旗帜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它不同于此前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政权的社会基础较之更加广泛。这样的政权性质，决定了选举主体的空前广泛性。一切拥护抗日的阶级、阶层、党派或团体，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均有机会参加选举。这就完全突破了土地革命时期工农兵、劳苦大众的选民范围，更冲破了国民党政府乃至当时西方民主制度对选民资格在财产、文化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正如著名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如果在根据地按照西方的做法，选举之前对公民进行文化测验，那么将会剥夺4 /5人口的选举权，而这对于占根据地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来说是极不民主、不公正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也试图通过强化保甲、实行乡、保长民选来提高基层政权的行政效能，但由于地方上层势力操纵了选举，当选的大都仍是地主、士绅和旧官僚。历史证明，真正给予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实现民权而奋斗，但最终继承其遗志者并非日益腐败的国民党，而是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共产党。两种政权的本质区别，也最终决定了两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不同结局。

　　从抗战胜利后的各党协商建国到现在的人民政协等都向协商政治作了可贵的尝试。很明显，协商民主是一种有限民主。参与协商的人要具备相当的知识以及闲暇。协商民主之所以值得提倡，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的不均质状态。以协商民主起步，逐渐的把中国导入一个民主决策的状态中去，慢慢的扩大选举民主，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从长远的观点看，党内民主的开展必然是从温和派的主张起步的，因为这样既可以使得党的组织原则和实际运作能够与民主要求合理衔接，也使得党内民主改革在可控的范围内。但是随着党内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党内不同利益团体的分化竞争就会被纳入合理的制度空间，激进派的预想就会成为现实。

　　2、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根据地如何吸引革命青年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对党是一大考验。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和减租减息运动。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这一指示明确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同时为了把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来，将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政策及时调整为“减租减息运动”，这样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把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争取到抗日民族政权中间来，大大地巩固了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另外，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其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政权的民主程度可谓空前，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思想，体现了共产党人执政并非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是为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

　　当前我们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首先就是要始终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在建国前的革命党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时期，还是在建国后的执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要特别注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政策和方式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一点在我党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其次要注重政治民主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建设。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党已经经历了8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80多年里，我们党一直注重政治民主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建设，从而充分调动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他们积极地投身于党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去。还要特别重视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加强党执政的理论基础，用发展着的理论不断地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

　　3、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不是否定“经济建设中心论”。它恰恰是以邓小平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讲的“发展是执政党第一要务”而作的理论升华。因此，科学发展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就讲过: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战略意义。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第一要义是发展”，正是强调对科学发展观要科学理解。因此，面对当今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党只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的第一要务，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稳步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把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三个代表”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的利益维护好和实现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导和支持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发展，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必然会更加巩固，我们党必定能够永葆青春。

　　4、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社会发展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无论历史上曾经起过怎样进步作用的集团和政党，在执掌国家政权以后，如果政权和政党制度本身缺乏一种拒腐防变机制，只是就事论事地解决腐败问题，最终都会因腐败蔓延和无法遏制而发生质变，重蹈历史上所有掌权者丧失政权的覆辙。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先进政党，但党的先进性并不说明它对执政权力的腐败有天然的免疫力。尽管在执政的不同时期党内的腐败现象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权力腐败现象总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权力腐败问题更加突出，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损害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由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弊端的存在，由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造成的民主匮乏和缺乏权力监督制约，由于对外开放条件下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我们党面临着如何防止执政权力腐败和蜕变的严峻考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拒腐防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防止和反对腐败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执政党，我们党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就要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高度认真研究和解决拒腐防变问题，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拒腐防变机制，这是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防止腐败和权力质变的根本途径，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巩固执政地位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良好的党风要靠有效的机制来保证，否则无法自发地战胜腐败。因此，要自觉地把执政党的拒腐防变同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体现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之中。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党内形成一种能够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防止执政权力异变的环境氛围和制度体系，从内在机制上增强我们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健全和完善执政党的拒腐防变机制，必须确立一种科学的执政理念，即执政党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监督是权力运行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设计权力体制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政治权力的监督核心是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权力腐败。缺乏监督，执政党的发展动力和自我约束都会出现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