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今天参加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召开的《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座谈会》并发言，心中很不平静，我觉得在全市深入学习党的17大精神，实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困难，推进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努力做到“四个率先”的形势下，举行上海解放60周年纪念，对于牢记历史，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理想信念，强化党的宗旨意识，积极投入当前“四个确保”，发挥一个老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

　　回忆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我虽然只是一个麦伦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但已经一是名地下党员，我之所以入党，主要原因有几个：1、家庭出身贫穷，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满，要反抗；2、在14岁那年，从江苏海门家乡到上海当学徒过程中，家乡来沪逃难的人群中有共产党员，使我接触到进步思想，第一次了解了世界上还有为老百姓翻身的共产党新四军；3、47年下半年在三舅舅和二表姐支持下求读于华实中学，（民本中学）过程中，参加了所有的进步学生运动，并担任了学校助学会副主席，结果被反动当局开除退学，引起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更不满；4、从华实到麦伦,也就是进了一所地下党力量很强，有“民主堡垒”、“小解放区”美称的中学。当时我又悄悄的学习了一些进步的理论和文艺书藉，思想上更得到鼓励，所以当同班同学地下党员洪震平同志提出介绍我入党时，我很坚决。学校中领导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是陈一心同志，领导校外工作的支部书记是吴文照同志，地下党提兰桥区委领导学校工作的是张显崇同志。（在批准我入党之前，我已由支部书记陈一心同志介绍参加了地下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正在这一时刻，上海地下党工作开始从“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转入迎接解放。当时地下活动很频繁，组织上对我布置的政治任务不少，我的革命热情也很高，对组织布置的任务总是要想方设法完成好。对于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完成任务的危险性也没有来得及细想，就干了，主要的工作有以下四项：

　　一、参与地下印刷站工作

　　麦伦中学地下党支部办印刷站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是为了翻印上海学联出版的《学生报》因为这张进步报纸，在麦伦中学这样环境里要看的人很多，而传过来的数量很少，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张显崇同志讲了个意见“自己翻印！”根据这一要求，学校就要有人学刻腊纸进行印刷，这样的任务一个人也可以完成，工具也很简单，半块没有木框的钢板，一枝铁笔，一把刷子（有时还有一只滚筒）。当我参与印刷站工作的时候，办印刷站的内容、目的已经有了变化，内容已不是为了翻印《学生报》，而是印刷《告上海人民书》、《告国民党军警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纪律》、《中国共产党章程》一类革命宣传品。目的是为了揭露国民党军事上失利、政治腐败的本质，宣传解放军即将胜利和党的政策、主张。这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解放前夕的上海，国民党已经封锁了一切有关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需要由我们去揭穿它。这样的革命印刷品，需要的量比原来要多得多，参与的人也要比原来的人要多一些，印刷的工具也要求先进一些，这样才能满足。

　　当时地下党组织要我参与印刷站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求把一台箱式的半自动手摇油印机放在我的住处，因为我是党员，政治上可靠，我居住的地方是溧阳路395号和397号的二楼一个小亭子间，单独居住，前门是我舅舅办的裁缝铺，后门两条弄堂通东余杭路178弄，进退都较方便，地段也算僻静。所以对地下印刷站的地址作这样的选择是比较妥贴的。而作这样选择的更直接的原因是上二个设站的秘密点尽管条件也很好，有的甚至比我的住址条件还好，比如设在有国民党军少将军衔的家里更安全，但均因时间一长被有所发觉而迁出了，党组织决定把印刷站设在我住处后，我就将箱式半自动油印机放在我的单人床底下，要用时就搬到我做作业的一张小圆台上印刷。

　　当时参与这个印刷站工作的除我以外，还有二位同学，一位叫金绍华，他负责印刷。一位叫戴桂康，他负责刻腊纸，我负责提供场地和安全。任务都很艰巨，在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情况下安全尤为突出。有一次一个男子闯上楼梯，声称抄火表，幸托词大人不在家，而被制止了，未出意外。事后张显崇同志和大家分析良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纯属偶然，二是敌人开始注意试探情况，而我们的工作必须立足在后一种情况上，注意敌情加强警卫，当时由于上海临近解放，已经没有条件将地下印刷站再转移，只能在夜间工作，用毯子把玻璃窗遮住，不使灯光外泄。我后来了解，这个站印刷的革命宣传品的传播遍及沪东地区（提篮桥、榆林、杨浦三个区）到了学生、工人、店员等各阶层手中。

　　二、散发、中转革命传单

　　上海解放前夕，根据党组织的周密策划，精心安排，我亲身参与散发、转移的革命传单，直至现在还有记忆的有这样三次：

　　（1）也是在上海解放前夕的一天，陈一心同志单线约我到校内东北角的一个凉亭内，一方面向我宣传上海解放的形势，并决定吸收我参加地下中国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我当时特感光荣和激动。另一方面，一心同志布置我和金绍华同学一起去散发传单。后来我知道这是一次有相当规模的组织活动，有些年龄大的同学，为了发传单假装成夫妻作掩护，我的伙伴是金绍华校友，我们事先把传单用麻绳弯弯曲曲的捆起来，并把麻绳的尾端打上结，以备挂吊，然后，将捆好的传单放在一只帆布旅行袋里，装作普通行人，经海宁路，过北四川路，进入门朝北的一幢公寓大楼，（即虹口大楼，原建筑物现在还在）当时不设门卫，行人可从楼梯直上直下，时令冬天，还有些冷，许多人家闭户不出门，故未被发现，我们俩走上三楼把钢窗打开，利用钢窗上的把手，把捆好的传单吊上，再用一小瓶硫酸（从麦伦化学实验室获取）启盖后，将硫酸倒在麻绳上，使之腐烂崩断，这样弯曲而捆的传单散开来，随风飘下，这次散发的传单数量比较多，选择的地点又是闹市区，来往行人又多，在北四川路底又是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传单的内容是《告国民党军警书》因此影响较大，在传单散下来的当时，国民党出动军警捕人，第二天上海的报纸还登了一则消息，说昨天有共党分子在那里散发传单，捉到了几个嫌疑分子，这恰好给我们做了义务宣传员，这活动确实起到了鼓舞人民斗志，揭露敌人阴谋的目的，效果十分显著。

　　（2）另一次是中转大批传单《告上海人民书》。这也是在解放前夕的一天，麦伦地下党校外支部书记吴文熙同志找我，把我叫到麦伦中学大门外的高阳路上，跟我说有一大批传单要在我居住地放一下，以后转运出去，并对我讲了秘密接头的时间、地点、对象和暗号等，对象是学联代表，身穿西装，领带拉出西装之外，接头地点是溧阳路余杭路，即“电灯桥”的旁边，当时有一辆小轿车开到那儿，车上装有一大包用床单包着的东西就是传单——《告上海人民书》，因为我的舅舅对我比较信任，一般不追问我的活动情况，所以我对他说是同学临时寄放的东西，也就过去了，再过几天，又把这批传单运走散发出去。

　　（3）再一次是洪震平同志和我把传单装在信封内，以佯装送信，将传单送进工厂、住户的信箱里，没有信箱就塞进门缝里，甚至是警察的岗亭里，这种散发传单的方法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当人们一旦发现是传单，送信人早已不知去向，因此有可能避开危险。

　　三、到工人中去，发展革命力量

　　校外支部派一部分党员到工人中间去，重点是开辟没有党的力量的小厂，方法是带上一些热心办民校的积极分子，通过办民校的形式开展工作。当时按工厂的不同类型分三路，分给我的是第三路，是单枪匹马，任务是联系仅有个别党员的虹镇地区的拷铲油漆工人，协助工作。校外支部书记吴文熙同志交待我的接头地点是麦伦中学东面虹镇老街的一个十字路口。接头人是一位年龄比我大的皮肤黑黑的中年男子。暗号是对方手上拿着一包前门牌香烟，我问“有卖吗？”对方回答：“有”。这就接上了头。然后来到一家人家的客堂间与工人见面，上文化课。工人坐在可容2人的条凳上“听课”，实际上第一课还是宣传工人生活苦，应该追求光明的道理。

　　除了联系拷铲油漆工人外，我还去另外一些小厂教工人学英文字母，教唱革命歌曲和发展积极分子参加工协组织。有时也参加第二路的一些工厂的工作。在这些活动中自身也在接受教育和锻炼。

　　四、参与调查研究，掌握敌情

　　解放前夕，地下党上级组织把杨浦、榆林，提兰桥区范围内的部分调查研究任务交给了地下党麦伦支部。支部把党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民少先分成组，进行调查。我和洪震平同志两人一组负责对学校附近进行调查，方式是运用各种借口，如找人、问路、借小便等，千方百计接近工人，观察现场，了解工厂规模，估计机器台数，职工人数等，由洪震平同志向上汇报。经过一个多月大家的努力，学校支部绘出一幅详细地图交给领导，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民主堡垒”麦伦（现继光），顿时沸腾了起来。我被分配在人民保安队，担任中队指导员，身上还佩了从国民党军队缴来的手枪，负责接管解放前就已有联系的拷铲油漆黄色工会，还负责保护一些仓库。直到以张显崇同志为队长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第一区工作队成立，我脱产参加工作为止。

　　回忆过去刻骨铭心，展望未来心潮澎湃，转眼间上海解放已60个年头了，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搞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增强信心、攻坚克难，积极投身“四保”、为推进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努力夺取“四个率先”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