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外援助发端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历经五十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回顾对外援助工作的发展历程，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道分水岭。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表明了中国处理国际社会关系问题的鲜明姿态，中国援外工作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增强，一同推动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向着“多元、共赢”的目标前进。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

　　综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9年到1994年，是援外工作的探索改革和调整阶段；第二阶段为1995年至今，是援外工作的深化改革阶段。

　　（一）和平发展、韬光养晦与互利合作原则的确立

　　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长期束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外交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首先，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论断；其次，施行“不结盟”政策，不与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强调独立自主；第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第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继续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1979年7月，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国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经济困难，但是我们还得拿出必要数量的援外资金，从战略上讲，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要用相当数量来援助，中国发展以后不要忘记这一点。在援助问题上，方针要坚持，基本上援助的原则还是那个八条（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①），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1](p.45)在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1983年1月13日，中国总理在访问非洲11国时，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2](p.543)

　　1982年2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将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设立对外经济贸易部。对外经济贸易部的设立，有利于国家从更高的层面和更宽广的视野综合考虑、实施对外援助问题，理顺了对外援助工作的管理体制和实施渠道。

　　在援外工作的具体实施方面，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促使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合理调整，逐步改革了实施援助项目的管理体制，继续向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方式更为灵活，援建项目更加实用。由于此时期经济因素的地位日益突出，经贸合作迈出了新的步伐，中国将提供援助与互利合作相结合，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这有利于调动援助国与受援国双方的积极性。援外平等互利四原则成为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指导方针，为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开辟了新的天地。

　　与此同时，中国在援外方式和政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调整，促使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以往援助工作的反思。首先，过去的援助多出于支持世界革命的道义和政治考量，较少考虑经济效益，甚至超过自身所能承受的能力；第二，过去对外援助政策也出现过一些明显失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环境下，需要新的援外观念、体制、方式以适应新形势；第三，受援国也有了新的发展，如民族解放运动已逐步获得了胜利，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发展经济成为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另有一些曾为中国主要援助对象的国家，走向反华道路，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也促使中国政府对既有的援外政策及其效果进行评估。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在认真研究和总结对外援助情况的基础上，肯定了援外方针的正确性，认可了援外工作的成绩，外经贸部也专门召开了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对开创援外工作新局面提出了新要求。援外工作在继承和发展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践平等互利四原则，突出经济效益，使双方能通过援助达成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的。其中，援助方式的调整包括：

　　第一，在国家财政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通过统筹安排扩大援助面，向更多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二，在双边援助的基础上，同多边援助相结合，通过联合国发展机构的专项资金、受援国自筹部分资金、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等渠道，在投入较少援款的情况下推动互利经贸业务。中国于1986年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并在其中占有7%的股本，名列第三。此外，中国给予对外援助资金的多边机构还包括非洲开发银行（援助总量大约为1200万美元）、世界银行（3600万美元）等，援助总量大约为2.22亿美元。②这表明中国参与多边援助的步伐大大加快。同时，政府鼓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公司或企业参与援外工作，实现援外主体的多元化，促进了援外与互利合作相结合。

　　第三，调整援外内容结构，扩大成套项目与技术援助的比例（使成套项目占60%），帮助受援国发展当地既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项目；因地制宜地对不同项目采取技术合作、管理合作、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合资经营等方式，改善和提高援助效益；重点建设生产性项目、适当增加援建人员培训和社会公益性项目，援建受援国有特殊需要、规模适当的个别社会公共建筑；大力推动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合资、合作经营生产性援助项目；设立多种形式援助专项资金；增加形式多样、灵活、及时的小额赠送；在项目建成移交后，在提供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了管理合作这一技术援助的新方式以巩固项目成果，解决了因受援国缺乏管理人才而导致效益下滑、难以维持的难题。这一时期的多边合作比例进一步增加，培训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才。如：1983年起实施了TCDC项目（即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活动），中国通过这项活动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大量实用技术人才。至1994年，共向94个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边技术援助，培训各类技术人员近千人。执行的项目涉及农、林、牧、渔、医疗、小水电、太阳能利用、沼气利用、干旱地区和沙漠治理、妇幼保健等几十个专业。仅1994年一年，就为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办了各类培训班12个，培训人员300多人。[3](p.60)

　　第四，进行援外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在援外项目实施阶段，将原有的经费报销制改为包干制，并由试行投资包干逐步试行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援外承包单位的积极性。通过有效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推动了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

　　这一时期的援外工作被赋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意义，不仅要继续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和斗争，也要通过对外援助推动双方的互利经贸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动世界多极化，担负国际责任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积极的姿态接触世界，在韬光养晦的同时，也应当有所作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影响国际社会的各项活动，支持在多边合作框架下解决问题，从而推动世界多极化，遏制单极霸权，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援外工作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在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抗击非典疫情、救助南亚地震海啸灾难、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同情和支持，是我国巨大的政治优势”、“我们决不当头，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必须加强，必须有所作为”、“不能因为自己的经济发展了，或因为我们经济发展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而忘记穷朋友，更不能看不起穷朋友”等指导性意见，[4](p.550)并提出了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的五点原则主张，即“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对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4](p.552)这一系列指导思想，指明了新时期中国援外工作的方向。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家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金融机构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也有了重大调整，普遍实行经济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有的受援国已将中国援助的生产性项目出卖给私人经营，或转让股份，并要求中国企业合资合作。[5](p.130)在经济市场化的大潮下，为使有限的援外资金发挥更大的利益，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国援外工作走向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1995年10月17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在全国援外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援外工作改革将主要推行两种新的方式：一是国际通行的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方式。二是积极推动援外项目合资合作的方式。这次全国援外工作改革会议的召开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改革的启动标志。在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援助主要采用以下方式：一是积极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由我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具有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国家用援外经费贴息，以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提高援外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双方企业的投资合作，带动设备、材料和技术出口；二是积极推动援外项目合资合作，以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三是根据本国财力适当扩大无偿援助，[6]并且继续减免友好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帮助他们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

　　根据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承诺，中国政府在两年内减免非洲32个友好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7](p.213)继减免非洲国家债务后，根据2002年11月东盟“10＋3”首脑会议上的承诺，中国政府先后免除也门、孟加拉国、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等国的部分到期债务共计14笔；截至2003年，中国政府又相继减免了越南、老挝、缅甸和马尔代夫4个友好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9笔到期债务。[8](p.115)同时还免除了加勒比地区的圭亚那3笔到期债务。截至2007年底，中国已同亚洲、非洲、加勒比和南太地区的49个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这些国家对华到期债务共计374笔。[9]这项举措为促进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也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除了增加援助方式外，此时期中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中国曾先后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及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如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大地震、马达加斯加飓风、朝鲜火车爆炸、印尼地震、菲律宾强台风等。在开展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时，凸显了“快”、“实”、“细”的工作“三要诀”。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人多次在不同的国际场合阐述了构建“和谐世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和思想，而作为中国经济外交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援助，与构建“和谐世界”密不可分，援外工作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要提高外援工作水平；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要搞好每一个合作项目，使受援国真正受益；要注重实效，为外交大局服务。

　　胡锦涛在2005年9月的联大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五项新举措；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八项措施。③这八项举措，表明中国对外援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援助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项目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重。例如，针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具有经济管理经验的人才的状况，中国援外改革推出了人力资源援助的项目，提供上至政府部长，下至基层技术管理人员的各种专业培训；同时，中国还向受援国派遣援外青年志愿者，作为人力资源援助的一部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形式与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发展的总体态势是：意识形态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逐渐减弱，经济因素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不断增大，人道主义援助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而从援外形式、内容的层面来考察，在1979年至1994年的探索改革和调整阶段，中国的对外援助形式以发展援助为主；1995年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中和平发展的中国担负起大国的责任，人道主义援助占援外份额的比例则日益扩大，从过去单一的双边援助转向更多的多边援助，如表所示：

　　首先，从援助形式来看，发展援助与人道主义援助占主流。1979年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推行不结盟战略，主张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中国外交围绕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和促进世界和平三大任务展开，外交重点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也重视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世界局势缓和与民族国家独立运动渐渐走向尾声大大降低了中国对外军事援助的必要性。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独立的要求已基本实现，而经济自主则是国家获得“发展”的必经之路。回首曾存在的援助规模过大、效率偏低的问题，将发展援助作为援外工作的重心势在必行。促进经济发展成为援外工作的主旋律，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基础上提出的平等互利四原则更强调了“讲求实效、互惠互利”。对外援助从过去的经济为外交铺路转为外交为经济搭桥，同时开创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功模式。

　　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影响力增大，中国对外援助不仅关注受援国的经济与技术的发展需求，更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大幅增加旨在减贫救灾的人道主义援助规模。特别是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援助减轻受援国贫困状况，帮助其振兴经济以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视，体现了中国天下一家的情怀和担负大国责任的意愿。

　　其次，援助内容多元化。在原有援助内容的基础上扩大了中小型成套项目比重，增加贴息优惠贷款、合资合作、人力资源援助等援助内容。该多元化的倾向是对受援国实际需要调查研究后制定的适应性政策。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援外内容，根据受援国的真正需要量体裁衣。

　　第三，对外援助的主体亦呈现多元化。改革开放以前是以政府为援助主体，1979年之后除了逐渐加入国际组织框架参与多边援助外，企业、金融机构、社会团体乃至个人都参与到对外援助的行列中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通过投资包干或承包制度，在政府指导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公司或企业成为经济技术合作的主力军。而1995年之后，援外主体进一步多元化，通过招投标形式，更多的法人单位如企业、金融机构及科研院所等都可以在援外项目下对外进行经济技术合作。2004年对东南亚海啸的援助使社会团体和个人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近两年的援外青年志愿者也成为对外援助主体的组成部分。

　　援外主体的多元化与援外形式、内容多元化相互影响，推动了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的直接合作，以资本为纽带，把援外与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外贸出口结合起来，使中国与受援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取得了重大实质性进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世界形势的变迁，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为了经济活动的主体，金融机构在经济活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单纯的政府间合作已不能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鉴于此，中国援外工作于1995年进行了深化改革，鼓励企业同受援国直接合作，从而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培养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同时，中国政府将政府援外资金与银行资金、企业资金结合起来，并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企业的作用，使有限的援外资金发挥了更大、更好的效益。另外，借着实施援外项目的东风，中国的企业和机构“走出去”，与受援国政府或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经营的业务，使中国与受援国在经济上形成了共同利益，互补短长，互通有无，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更增进了中国与受援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上的关系，建立起长期互信的伙伴关系。

　　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般要首先发展农业来解决百姓的衣食问题，中国政府大力关注农业方面的援外工作。历史上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为本的国家，建国后，更修建了许多大型的国营农场，中国具有相当丰富的种植经验与相对先进的农耕技术，这些都有利于有效地帮助受援国发展生产。这些就是为什么第一产业在中国援外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原因。

　　此外，中国政府的援助运作模式以实物、实业、实人交付为主。这种按受援国提出的具体物品和数量来援助实物的形式，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政府腐败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而手把手“授之以渔”的方式，帮助受援国走上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自力更生的发展之路，提高了援助效率。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和立场

　　对外援助在形式、内容上的变化，是与几代国家领导集体外交战略思想的交融分不开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给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指出了发展准绳。毛泽东指出：“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10](pp.339-340)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积极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各种正义斗争，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阐明了中国援外的性质和宗旨，其中的国际主义精神同西方国家借援助之名寻求各种利益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确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场。

　　改革开放以后，根据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在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追求平等互利、促进友好国家经济发展、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为目的的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该思想改变了由中国单方面提供援助的方式，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使援外工作进入了与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相结合的新时期，形成了符合经济合作规律、互利双赢的援外新模式。

　　1996年5月，江泽民主席在非统总部演讲时宣布的面向21世纪中非合作的五点原则，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加速推动了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的改革。中国采取参与管理、合作管理、代理经营、租赁承包、合资经营、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等方式与受援国进行合作。援外工作的改革充分调动了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共同合作发展的积极性，提高了援助效率。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将中国的发展与人类的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宣布和平发展的中国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五项新举措，从而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提出的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八项政策措施，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加强中非合作的坚定意志，通过扩大对外援助等经济合作的方式显示了中国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从历届领导人的援外思想可以看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不再是单纯的国际主义，同时包含国家利益、国际主义、大国责任的成分，秉承着“援外八项原则”的精神，呈现出“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尽力而为，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的特点，通过更多元、更务实的援助方式和内容，展示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包容的国际形象，以实际行动促进世界的和谐。

　　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国际交往中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是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对外援助的形式与内容会随着政策的改革而调整，以期获得更好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表现出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中国的对外援助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充分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也从不要求任何特权，反对“新殖民主义”。同时，中国对外援助追求可持续发展，在项目完成后能继续发挥效应，为受援国的发展提供可能，注重经济关系长远的良性成长，避免受援国产生依赖。

　　第二，中国的对外援助始终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在援助中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通过合作达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目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并不是一种包袱，也不是一个任务，而是一种责任。

　　第三，中国的对外援助面向全世界，哪里有需要就向哪里伸出援手。同时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从邻近的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到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扩大到任何遭受灾难的急需救援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再是影响援助范围的因素。

　　第四，中国的对外援助讲求信誉，守约重义。无论是援助项目还是合作工程，中国都认真执行协议，信守合同，履行承诺。同时对援外物资、资金、人员、企业等制定相关管理法规法令，实行有序管理、质量控制。

　　可以看到，新时期的援外工作正通过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深化改革方式凸显成效，这既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也对国际社会作出了贡献，推动着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

　　援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适应了国际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创造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受援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有利于开拓市场（包括商品市场与原料市场）；这是中国担负大国责任、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

　　通过对援外形式的考察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对外援助的形式随着国际形势和受援国的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却始终突出了以经济技术为内容的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对外援助具有以无偿援助为主、贷款条件优厚，援外专家不搞特殊化，援外不搞附加条件的优势。声誉良好的援外工作增进了中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受援国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更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和长远的经济回报。面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援外秩序，中国的对外援助需要继续保持自身的优良作风，在和平、发展、合作的主题下开拓援外新模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继续服务于中国对外战略总目标，提高援外工作透明度，加强理论研究和法制化建设，以迎接21世纪发展的新机遇。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援外工作在改革与调整中不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向发展中国家及急需人道主义救助的地区提供支持援助，进行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达到互惠互利，谱写了维持持久和平、促进共同繁荣的成功篇章。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必将适应形势需要，在坚持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实践经验，多方面、多层次地拓展对外援助的内容和形式，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他国需要的对外援助道路。中国正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更多的多边援助，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承担国际责任、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

　　①1964年1月15日，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期间，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时，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并于1964年1月21日写入中国和马里两国的联合公报。参见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页。

　　②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1994 Report, p. 157.

　　②八项政策措施为：一、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1倍；二、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三、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逐步达到50亿美元；四、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五、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六、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七、今后3年内在非洲国家建立3-5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八、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训培养15000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非洲援助30所医院，并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帮助非洲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愿者；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在2009年之前，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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