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曾对世界政冶文明产生过积极影响

　　笔者认为：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有三大民族文化传统。第一部分为由汉文字（象形文字）所承载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统（含文学、艺术、医学、建筑……等等）。如何对待这一部分民族文化传统，毛泽东有着精彩的议论，他曾提出过“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著名论断。他说：“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不能替代的。”[1]“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2]中国的国画艺术和中医药学在毛泽东时代都曾得到过很好的保护，毛泽东并依靠中医药学的较低成本，在“文革”时期建立了农村中的合作医疗制度，改善了农民的卫生状况，这相对于当时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而言，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第二部分为思想道德传统。对此，毛泽东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哲学命题时，曾正确地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毛泽东这一段话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哲学主题。但是，由于受到左的因素的影响，“文革”中对中国的思想道德传统采取了批孔焚书、全盘否定的极端作法，结果是旧的思想道德价值体系被彻底破坏了，却未能建立起新的东西，导致了青年一代的信仰与道德危机，这一现象又与当前中国社会治安秩序的恶化有着直接联系，也为“文革”后宗教势力的复活及“法轮功”等邪教势力的蔓延创造了条件（因儒学道德传统被铲除而使宗教失去抗衡力量）。这也成为“文革”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反思“文革”中全盘毁灭中国思想道德传统，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并开始注重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道德传统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因素。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4]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5]

　　而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来看科举考试制度，我们会发现：科举制实施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儒家“以德为本”的治国理想，这也是古代清官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它不仅通过平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把统治阶级认可的道德标准自上而下地推向社会，使古代中国形成了最终统一的政治向心力和民族道德凝聚力（这是古代中华民族最终统一的基本原因）；同时，它也造就出了一种上下对流的机制，为古代知识分子参政创造了前提──文人政权。就世界范围而言，正是在科举制开放性特点的影响下，使古代亚洲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心向中华文明，造就了世界上独特的“汉文化圈”，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古代中国“儒文明”对世界文明的碰撞格局。也正是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近代西方国家在鸦片战争之后，通过对这一制度的学习，而形成了各自的文官制度。因此，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应匹配设立的官吏监察制度，也是世界文官制度的源头。而当代西方政治家与学者并不讳言这一点。而当年久居西方的孙中山先生在比较了中、西方社会制度后，也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及官吏监察制具有优于西方“三权分立”政体的长处，并把这二者吸收于他力主的“五权宪法”政治思想之中。[6]因此，作为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继承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不应该拒绝学习我们祖先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而是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7]

　　二、在现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政革实践中，如果仅强调民主选举一种方式，尚不足以解决所存在的全部问题

　　目前在中国政治体制政革实践中强调民主选举，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并且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需要指出的：如果在国家政体改革过程中，仅强调民主选举这种唯一的形式，而不顾其他，则可能会产生新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指：

　　1、普通群众所拥有的民主选举权利受到上级行政权力的干扰，民众缺少直接选举基层领导干部的实权。

　　强调这一点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缺少西方民主选举的传统，目前中国已存在的党内或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选举形式，往往落实为对上级行政派出权力的选举，即便是实行差额选举方式，也不一定能在短时期内改变中国已存选举制度的实质。

　　2、对选举问题处置不当，可能会造成党内或社会上的极端民主化现象，破坏国家的集中统一。

　　强调这一点是由于：如果民众处理不好选举形式，也可能造成党内或社会上的派系纷争、国家直接权力失控的现象。对此，中国曾经历过“文革”“大鸣大放”的惨痛实践，而苏联解体的教训也值得我们反思。戈尔巴乔夫在苏东事变之后曾对中国记者深切地指出：“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中的领导，是所有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8]

　　3、民主选举方式，难以克服贿选因素亦即金钱因素对于选举制度的干扰。

　　强调这一点是由于，从目前世界上选举制度最完善的美国来看，选举政体并非万全。美国前总统卡特对于美国选举制度曾有过忠恳的批评，大意为：美国选举制度是以金钱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并不能把最适合于管理国家的人才选举到总统岗位。此外，从中国在部分地区或部门已试行的“直选”方式来看，也无法克服贿选因素的影响。如：四川成都市新都区2005年5月间在全区11个镇、299个村的党委（支）书记全部由党员公推直选产生，在该区内结束了镇（村）党委（支）书记委任制的历史。[9]但是，从正在实验中的基层干部直选制度的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它不只是诱导了目前基层干部直选过程中的贿选现象，甚至还引发了竞选过程中的谋杀竞争对手的极端事件。此外，通过直选上台的基层干部行为频频出偏。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所谓的“自由”选举，实质上是受到了不自由因素──金钱与权力的干扰。而这一干扰又不能说与近年来一些基层干部的官德缺失及黑社会势力向基层政权机构渗透的现象不无关系。而从法理上来说，对于选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贿选问题，很难加以处理。因为既是自由选争，给钱不给钱是被选举者的自由，而收钱不收钱则是选举者的自由，而要从法理上处理这一问题，唯一的依据便是贿选者的选金来源是否合法。

　　三、借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方式向全社会选拔国家公务人员，对于当前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不合理的成分是其腐朽的考试内容，合理的成分则是其量出为出入、向社会公选官吏的平民主义的政治方式。而目前我们借鉴科举制合理内涵来改革当前的国家政治体制，起码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1、量入为出，因人授权立制，极大地精减现存国家行政干部人数，从根本上解决冗官问题。

　　关于现今中国社会“官多为患”的现象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根据有关统计数字，1979年中国在编行政干部人数279万人，到1998年已扩大到了800多万人。[10]其中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精减了一些部门，但是到1998年，人员反增多了一百万。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按当时的说法是：“近一半左右的机关干部应被精减”，即实际被精减人数应为400万人，[11]但根据2005月9月间国家人事部副部长、《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成员侯建良的说法：“截至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有637万人”，[12]即较改革预定的干部人数又多了200万人。而2005年9月侯建良又指出：目前我国“‘官民比’应该是1：197.69。”[13]据原中组部长张全景所提供的最权威的数据为：“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14]而根据美国学者费正清的统计，在19世纪初期的中国，一个由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在表面上要“管辖着一个约有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居民的地区”。而国家每隔三年通过科举考试所需要递补的官员缺额约为“2500人”左右。[15]因此，当时中国的行政效率之高是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通过上述两组数据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借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量出为入制向社会公选官吏的方式，对于改革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冗官问题的现实意义。

　　2、因相应精减国家干部人数，而极大地节省国家行政费用，并因此提高各级政府办事效率。

　　这一问题与上一问题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根据有关统计数据，中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政府机构的能源消费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节能潜力为15─20％。”[16]另据专家估算，因官位过多而造成中国政府机构臃肿。截至2005年中，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全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人数高达1316.2万人，由于中央决定对农业税的取消，而导致许多县级财政破产，中国县乡政府债务已突1万亿元，其中财政部认可的数额为4000多亿元。[17]因此，借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量出为入制、因人设制的制度，对于节省当前国家行政开支并因此提高各级政府办事效率来说，显然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3、便于对国家公务人员履行官责进行行政监察。

　　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相辅相成的制度是官吏任用中的监察制度，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基础。中国古代官吏监察制度初创于秦汉，完成于清代，具体表现为清代所实施的“四格”与“八法”制度。“四格”指：考察国家官吏时，“填注考语，用才、守、政、年四格。才则或长、或平、或短。守则或廉、或平、或贪。政则或勤、或平、或怠。年则或青、或中、或老。”[18]“八法”指：“指（惩处）添其八法处分。贪、酷，革职提问。罢软、不谨，革职。年老、有疾，休致（退休）。才力不及、浮躁者，降调。”[19]大致清代所实施的“四格”与“八法”考察制度的特点在于：（1）按“才”（政绩）、“守”（操守）、“政”（工作态度）、“年”（年龄）四条标准来考察国家官吏，实际上是建立在国家官吏德、才、工作态度与年龄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的；（2）强调以“八法”处置经考察不合格的官吏，这就形成了国家在选拔官吏时，只能取重于德、才、工作能力、健康状况综合标准的制约机制，这既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得以持续的推动力量，也是中国古代清官得以产生的政治基础；（3）强调按“四格”与“八法”标准来考察国家官吏，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皇帝造成了道德舆论的压力，这有助于制约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暴虐失德行为。在中国封建时代，这主要是通过谏官制度来起到这一作用的。康熙皇帝即明示：“使言官果能奉法秉公，实心尽职，则闾阎疾苦咸得上闻，官吏贪邪，皆可厘剔。”[20]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内涵，是考核国家候补官吏的政治（伦理）理论水准，而中国古代官吏监察制度的内涵则是在于考核在职官员的政治（道德）实践状况，而二者的连结点是建立于对国家官吏的道德、才能、工作能力、健康状况的综合平衡基础之上的，这正体现了古代儒家“以德为本”的治国思想。而我们今天如借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原则来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同样也有助于我们借鉴这一制度中所体现出的监察原则，对国家公务人员在履行官责时，进行行政监察。

　　4、从根本上克服用人问题的腐败现象，体现出立党为公原则，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度。

　　目前中国在用人问题上所存在的腐败现象，最大问题是买官、卖官问题，根据中纪委的查处情况，几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一问题。而借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平民主义的取仕方式，就会加强现中央组织部门向全社会公开选拔国家公务人员的中央集权，相应废止各地方自选地方行政干部的制度，而这对于从根本上克服我国现存的用人问题的腐败现象，体现出立党为公原则（即国家用人权力被党所掌握，而不被少数地方高官所控制，用以谋私利），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度，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此制如能行，对比中国古代吏治经验，亦不能保证未来中国社会不出现买官卖官问题。但是，在未来中组部一个部门出现的问题，总比在现今30个省市自治区中都暴露出的问题易于解决。

　　5、极大地提高国家公务人员的文化水准与“四化”素质，从根上杜绝现在干部队中所存在的假文凭现象或文凭缩水现象，并因此提高国家干部的廉洁度。

　　强调这一点是由于经改革后的科举考试内容，符合中央所强调的干部“四化”标准，而通过科举考试后取得国家公务人员资格的干部，其学历在中国社会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因此，这批干部也就没有必要再为个人的仕途升迁而泡制假文凭或挥霍国家资财去捞取所谓的“缩水文凭”了。这也势必提高国家行政干部的廉洁度。

　　以上所述，为个人对于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原则向社会公开选拔国家官吏、对当前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所具现实意义的理解。笔者认为：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合理内涵来改革当前国家政治制度，将有助于克服近年来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在用人问题上所暴露出的“唯亲”、“唯近”、“唯上”、“唯线”、“贵贵亲亲”、贿选等不健康因素，在国家公务人员的使用上，体现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要求的“以德治国”和“三个代表”重要的思想，并在国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中，实现中央所历来强调的“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度、防止地方分裂势力、“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响”[21]的伟大设想。温家宝总理2006年在接见芬兰、英国等五家欧洲媒体访谈时，曾指出：“中国政府毫不隐讳，当前在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政府的工作有关”，“为了有效解决这方面问题，中国正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完善监督约束机制，开展反腐败工作。相信随着体制改革和反腐败不断推进，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遏制和解决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包括选拔干部和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22]笔者仅根据温总理的这一讲话精神，撰写本文，提出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17页。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1991年6月第2版，第708页。

　　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3─534页。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没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载《新民晚报》2007年10月25日。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没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载《新民晚报》2007年10月25日。

　　6见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

　　8见《环球人物》2006年第5期报道。

　　9见《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25期记者专稿。

　　10见《江苏商报》2005年3月16日蔡纪新文。

　　11见《南风窗》2005年第9期（下）报道：《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更应该关注什么？》。

　　12唐钧：《中国“官民比”真相》，载《作家文摘》2005年9月30日。

　　13唐钧：《中国“官民比”真相》，载《作家文摘》2005年9月30日。

　　14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4期报道：原中组部长张全景接受记者专访。

　　15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导言》，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第23页。

　　16见《中国财政报》2005年9月16日报道：《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指出：我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水平25％》。

　　17见《汇苏商报》2005年3月16日蔡纪新文。

　　18见《清文献通考》卷59《选举考·考课》，商务印书馆版《十通·考》，第5404页。

　　19见《清文献通考》卷59《选举考·考课》，商务印书馆版《十通·考》，第5404页。

　　20《康熙政要》卷六，《论求谏》。

　　21见中共中央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与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2见《羊城晚报》2006年9月15日投道，转引《报刊文摘》2006年9月15日文：《许多社会问题与干部选拔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