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3年春参加新四军五师，1946年春离开的。短短三年，印象深远，加快无限……对照铁军精神，谈几点感受。

　　1、新四军五师是在怎么样艰苦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学习的？就以我参军后第一次夜行军为例，我是在鄂南游击区参军的，不久随部队返回总部大悟山。由于五师是由若干游击区组成，这些游击区都处于日伪重重包围封锁中，且与各种类型的游击控制区接壤，可以说是犬牙交错。五师就是在这些势力范围的缝隙中创建，巩固，发展起来的，可说是“夹缝生存”。要返回大悟山，就需通过无数个封锁线和各类游击队控制区，为安全通过封锁和避免不必要的纠缠，只能采取夜间急行军的方式，从我方一个游击区向另一个游击区逐步过渡。我参加第一次过渡，就需一夜连续急行军70余华里，当时我仅十二、三岁，从来没有在夜间走这么远的路，到达目的地，两脚都磨起了水泡，记忆较深。在五师从这一游击区到另一游击区活动是经常的，以后逐步适应，在我离开五师前，已能连续急行军百余华里以上。

　　这些游击区经济落后，可供资源有限，且处于各类游击队交叉控制、压榨、供少于求；游击区外物资虽较游击区内富裕些，但在重重封锁下，供应渠道受阻，偶尔少量紧缺物质冒风险运到，只能暂时应急，难以缓解整个供应状况。因此“物质紧缺”是当时游击区的经济状况。从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举几点说明：①我这人吃饭速度较快，就是那种速度也只能半饱。蔬菜经常缺油少盐，难得有一次加餐，炒花生就算美味，改善伙食了，为限制抢吃多占，规定“只准骑马，不准坐轿”，意思是只唯一粒一粒拣着吃，不准横抄几粒一起吃。②为过冬每人发一斤半棉花，几尺粗布，自己动手解决棉被、棉袄问题，袄子只能加层为夹袄。天寒地冻，晚上几个小伙子在稻草铺里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熬过漫长冬夜。③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有一次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下狠心吃泻药，拉得全身无力，虽控制好不再拉，但确实很艰辛。还有一次左手腕关节处生瘤子，在卫生员指导下，自己动手开力，挤出脓头，虽医好但至今留有疤痕。当时我们这批人还是受到组织上多方照顾的尚且如此，其他可见一般。据老同志们介绍，前一阶段创建期比我们经历的还要艰苦得多。从上述情况，可见五师在“夹缝生存，物质紧缺”的条件下创建、巩固、发展的艰辛程度。

　　2、五师军内、军民关系怎样？这得当时有一首歌曲是这样描述的：“新四军里真快活，吃穿平等津贴一样多，不打也不骂呀，同志！好话对你说呀，生活真快活！”这首歌表达了五师在部队内部实施人格“平等”的现实。别小看“平等”这二个字，对当时饱受军阀压制的广大士兵和遭受重重压榨的广大劳动者极富有吸引力，就是对我这类生活过得去但不甘心当亡国奴，对旧式礼教的叛逆后生也有较强的诱惑力。在五师生活期间，虽有少数同志讥讽我，但更多的老同学、老同志都关心我、帮助我，手把手教会我上山砍柴，识别并挖野菜，开荒种地干农活以及如何有节奏地行军等等，温暖了我的孤僻心情。同志间的战友情深，使我与五师结下不解之缘，即使条件再艰苦也不愿分离，这是我当时的身心感受，可能反映了相当多的军内同志心情。有不少老同志的感受，可能比我更深……有坚毅的凝聚力。

　　再说军民关系，要坚持长期的残酷的抗日战争，需要一定的物资基础作保证。而在我方控制的游击区群众生活困难、物资紧缺，无法保障五师部队发展壮大的最低物资需求。为减轻群众负担，根据党中央指示，五师部队在保证主要任务完成之余，在条件许可时，有组织地组织开荒、种粮、种菜和养猪搞副业等；机关、学校则自力更生解决部分必需供应，我就和同学们一起上山打柴，挖野菜等等，解决部分给养。同时在群众春耕秋收劳力紧缺时刻，五师除组织适量部队监视敌情，保护群众安心抢种抢收外，还主动组织部队和其他人员帮助群众抢种抢收，解决群众燃眉之急。平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经常在驻地帮群众打扫卫生。由于部队成员有不少关心各类群众的事项，深得当地群众爱戴，群众也十分关心这支人民子弟兵部队。当时五师除主力作战部队外一律穿便服，拿起武器便是兵，放下武器便是民，军寓于民，民中有兵，不少部队中人还认当地群众为干爹、干妈。因此军民关系融洽。有一首歌曲是这样描述的，“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是一家人！”正是当时军民关系的真实写照。记得当时在五师，就演出过“牛永贵负伤”“谁是区长”，就真实反映了军民一家的鱼水之情。在那种艰苦条件下，五师能独立创建、巩固、发展壮大，“军民一家”是五师生存的重要源泉。

　　从军内战友情深，军民一家两个方面，反映五师坚如磐石的团结互助精神。

　　3、抗日战争时期，如何处理“统”“战”关系？

　　五师的主要任务是抗击日寇入侵者，时有捷报传闻这次消灭日伪若干，缴获敌军用物资多少，数量多时，我们也会分到一点生活物资等等。日寇也视五师为眼中钉，经常组织日伪部队对五师游击区进行扫荡清乡。我所在单位属非战斗系列，为减少不必要损失，避开日伪突然袭击而参加有组织地紧急行军也有多次。深有感受。在抗击日伪的同时，也大力开展对敌策反工作。如争取日军中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同情，特别是五师正确执行优待俘虏政策，使被俘日军士兵深受感动。先后加入日本反战同盟，对伪军宣传方式更多，在强大政治攻势下，伪军先后纷纷起义，如相经曲、袁杰等的起义，不仅受到我方欢迎，还委以重任。关于对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则先采取退让，伺机予以反击，在当时“保卫陂安南”歌曲中可以证实：“……我们从来不愿内战，但是别人要来打我们，我们只有忍着痛，坚决只为抗战！看！老百姓都起来了，坚持敌后杀敌不落后！我们有坚强的军队，全中国人民的援助，敌人一日不退出陂安南，我们一日不放下战斗……”

　　这首歌表达了五师对待顽军的态度。五师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予以必要的反击。但也不是无限制地打，而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抗日反投降的力量，极端孤立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顽固派。

　　这些对待日伪顽的区别对待、有统有战的斗争方式体现了具有“铁军”称号的新四军的开拓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