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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游击队生涯
      作者:周夏杰       日期:2012-10-19 16:14:29      

  我生长在浙江乐清县山面乡泽基村,家境贫寒。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波澜壮阔;当时的乐清中心区委组织了“战时青年服务团”,他们遍及城乡各地,宣传抗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要求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同村宗亲周丕振同志原在温州中学求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回乡后组织抗日宣传,并且投笔从戎,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他对我影响很大。1938年下半年,乐清县党的负责人邱清华和温、台特委书记刘清相同志也常来我村。举办农民夜校,我和一批青少年入学学习。农民夜校不仅学习文化,还学到许多革命道理,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求翻身的道理。因为刘清相就住在我堂伯家,我们接触较多,刘、邱还要我给他们送信,做联络工作,正是他们对我直接引导、启发、教育,在我心灵中打开了一扇明亮窗户,使我们青年人看到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1941年夏秋间,周丕振同志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回乡,不久他同我村支部书记介绍我加入共产党。从此我的人生揭开新的一页。当时环境十分恶劣,国民党对当时的抗战新四军,仍采取“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我党执行的是“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政策,县委几位同志以职业为掩护分散活动,我被分配担任县委书记邱清华同志的警卫兼通讯员,我们日出隐蔽,日落活动,在深山冷,穷乡僻壤里,走村串户,与贫苦农民交朋友。宣传抗日,宣传日顽的罪行,发展党员,组织秘密农会,并团结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建立红心白皮乡、村政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进展,数年间,我们把雁荡山至括苍山脉的几十个乡镇,几百公里的群众初步组织起来了,党的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数十个有战斗力的共产党支部。

  1944年上半年,我们一方面反奸防特,铲除叛徒,另一方面中心县委认为第一要务是建立武装力量,县委决定由周丕振负责,组成包括我在内的5人武装小组。当时面临的难题是缺少枪支弹药。怎么办?只能是“白手起家”。后来机会终于来了,此时罗家田村驻有十来个盐警,防备松懈,在该村党支部配合下,我们在一个黑夜间,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冲了上去,把匣子枪对准他们,很快缴了十支步枪。初战胜利,鼓舞了我们和群众的斗志和信心。隔了几天,屿山村党支部送来情报,驻在该村一个班的国民党清乡队,次日要经过上岭到芙蓉镇集中,于是我们迅速行动起来,登上上岭,选择对我们有利地形,早晨7时多,敌人来了进入了伏击圈,周丕振一声令下,我们喊杀声震天,冲了下去,带头的敌军跪地求饶,双手举枪投降,缴枪7支,子弹600多发,还有军用物资等胜利品。经过二次战斗,县委决定把武装小组5人扩充至13人,并改称为“乐清人民武装基干队”,1943年10月初,在泽基村举行成立典礼,邱清华同志报告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13人背着新缴来的枪支,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永远忠于党,为了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1944年9月,日寇第二次占领温州,11月占领乐清,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僚、乡、保长当了汉奸,有的招兵买马,占山为王,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地主恶霸倪自镜和党棍卢文周,纠集一批土匪、特务兵痞等建立一支反动武装,盘踞在永(加)乐(清)边界,虽未公开投敌,但勾结日寇、汉奸反共反人民,并设立关卡,搜刮民财,卢、倪二人自称为“城北王”和“太上王”,百姓要求除去这些毒瘤,清除隐患,当时我武装力量仅13人,大多数还是新手,如何以少胜多,以弱除强,摆在周丕振肩上。他通过地下党和红心白皮的乡长,深入敌营侦察,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把我兵力分为三组,命我带4人为第二组,任务是冲上二楼活捉“二王”,那天夜间,在周的指挥下,我们4人迅速跃上敌酋居住的二楼,活捉了倪、卢二贼,不到半小时,战斗结束,缴获30余支步枪、木壳枪、手枪和其它物资。于是又进行扩军,到1945年春节前,我们武装力量发展到50多人,改名为“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

  与此同时,在1944年9月开始,在我党策动下,通过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乐清警备大队第4中队”,由党派遣了党员和进步青年骨干,士兵大多是我党的基本群众。到1945年初,发展到4个分队,157人枪,加上我党动员的学生军,人数达200人。这支军队对日作战勇敢,军纪严明,与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抗日中相互呼应,引起国民党县长怀疑,并说已“赤化”了。阴谋缴械清洗“共党分子”。1945年2月邱、周领导等得知这一情报后,当机立断,说服爱国民主人士,并以他们名义,设计以“鸿门宴”的方式,诱捕敌大队长,促其三个中队起义反正,这就是我浙南地下党发动著名的《虹桥起义》。在此过程中,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奉命逮捕警备大队长,并逼其带领去其所属中队缴械投诚。这一事变后,我抗日部队扩大至6个中队,500余人,宣布成立乐清抗日游击总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10月我们得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我党主动让出长江以南的8个抗日根据地,浙东、浙西北的新四军都北撤了,从11月到1946年春节前,我们奉浙南特委多次指示,精简并撤销部队番号,留下少数骨干,保留50余人的海山武工队,活动于乐清湾一带。1946年9月,我们短枪班几位同志随邱清华同志到大清岛海山武工队。刚登岛不久,敌军就来进攻了,我们立即摆渡到易守的小清岛,敌军乘7艘船分三路进攻,我们有2挺机枪,几十支步枪,居高临下集中力量向敌船猛扫,我奔走各战斗小组,传达领导指示,要求沉着应战,节约弹药,不久打头阵的敌船被我打穿,海水进舱下沉,敌机枪也被打哑了,有些敌军跳水逃命,其余敌舰见势逃跑,这次战斗,打死敌军12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3支,子弹1000余发等军用物资一批。

  1947年4月间,我与另一位同志被派往海山领取供给资金,恰逢武工队出海护航。于是我找到大清岛支部书记,请他护船出海寻找,船驶至乌岩一个地方,风大浪急,且已天黑,船老大靠岸避风,突然出现了9个海匪,他们团团围住我们,用手电筒照着我们眼睛,手枪对准我的胸膛,在危急关头,海匪使用的日本牌手电筒发生故障,互相看不见,瞬间我掏出藏在怀中的木壳枪,对准他们猛扫,撂倒3个,另一个击伤后死亡,这一出其不意行动,其余5个逃命而走。在海匪身上缴金戒指多只,手枪步枪各一只。县委对我表彰,奖励我一件印有“英雄”二字的汗衫。

  同年8月间,国民党保警二中队长驻白石村,我党派遣党员打入内线,通过当地党支部,画了驻兵的明细图,然后周丕振同志把我部队分成四个战斗小组,命令我担任突击一组,目标是活捉敌中队长刘杰,黑夜中在内线带领下,我们直扑刘的卧室,他从梦中惊醒,吓得滚下床来,我勒令他集合部队放下武器不杀,他乖乖的听命。这次战斗仅半个小时,生俘中队长以下80多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56支,木壳枪、手枪4支,枪榴弹筒11个,枪榴弹77支,子弹4000多发以及其军用物资,我无一伤亡,俘虏经教育释放,浙南特委获悉后,颁嘉奖令,并奖给我钢笔一支。

  到1947年11月,我游击队捷报频传,部队迅速扩大到360多人,经浙南特委批准,把永乐的游击队改称为“括苍游击支队”。我被任命为警卫队队长。1948年9月我从括苍支队带领一个中队调往浙南特委担任警卫工作。同年11月浙南游击纵队成立,下属3个支队,我被任命1支队2中队中队长,指挥青田降背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袭击我特委和纵队司令部的图谋。1949年2月,我被任命1支队3大队大队长。5月间国民党温州专员兼200师长叶芳在我兵临城下和党政策感召下宣布起义,5月7日温州解放。

  在大好形势下,宣布起义的200师下属新兵团(起义后被编为第8支队),在团长带领下叛变,枪杀了我派去的3名政工干部,乘船下海叛逃。为了全部消灭敌人,纵队司令部命令我一支队南下平阳追歼,5月12日,我大队进军平阳,敌军已向鳌江逃跑,我军追至鳌江,该叛敌已逃跑,只有一些税警,盐警等待我接管。于是我军驻扎鳌江,夜间一艘机帆船载着200余敌军从海上驶入,并有80余人登陆集合,我军发现后随即将其歼灭,转而集中火力攻击江中敌人。经5小时激战,除一个班乘救生艇逃跑外,生俘200多人,击毙多人,缴获全新美式步枪200余支,轻机枪、火箭筒5挺。事后得知,被歼敌军正是温州起义之后叛逃的新兵团的一部。由于逃窜仓惶,航行路线搞错,本应从温州开始直驶东南敌占岛屿,但错向右驶,顺潮进入鳌江内,抛锚在江心,妄图上岸抢劫财物,补充给养。

  1949年5月26日,我浙南游击纵队与21军胜利会师,8、9月间进行整编,统一番号,从此结束我的游击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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