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浙江乐清县山面乡泽基村，家境贫寒。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波澜壮阔；当时的乐清中心区委组织了“战时青年服务团”，他们遍及城乡各地，宣传抗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要求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同村宗亲周丕振同志原在温州中学求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回乡后组织抗日宣传，并且投笔从戎，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他对我影响很大。1938年下半年，乐清县党的负责人邱清华和温、台特委书记刘清相同志也常来我村。举办农民夜校，我和一批青少年入学学习。农民夜校不仅学习文化，还学到许多革命道理，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求翻身的道理。因为刘清相就住在我堂伯家，我们接触较多，刘、邱还要我给他们送信，做联络工作，正是他们对我直接引导、启发、教育，在我心灵中打开了一扇明亮窗户，使我们青年人看到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1941年夏秋间，周丕振同志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回乡，不久他同我村支部书记介绍我加入共产党。从此我的人生揭开新的一页。当时环境十分恶劣，国民党对当时的抗战新四军，仍采取“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我党执行的是“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政策，县委几位同志以职业为掩护分散活动，我被分配担任县委书记邱清华同志的警卫兼通讯员，我们日出隐蔽，日落活动，在深山冷，穷乡僻壤里，走村串户，与贫苦农民交朋友。宣传抗日，宣传日顽的罪行，发展党员，组织秘密农会，并团结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建立红心白皮乡、村政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进展，数年间，我们把雁荡山至括苍山脉的几十个乡镇，几百公里的群众初步组织起来了，党的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数十个有战斗力的共产党支部。

　　1944年上半年，我们一方面反奸防特，铲除叛徒，另一方面中心县委认为第一要务是建立武装力量，县委决定由周丕振负责，组成包括我在内的5人武装小组。当时面临的难题是缺少枪支弹药。怎么办？只能是“白手起家”。后来机会终于来了，此时罗家田村驻有十来个盐警，防备松懈，在该村党支部配合下，我们在一个黑夜间，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冲了上去，把匣子枪对准他们，很快缴了十支步枪。初战胜利，鼓舞了我们和群众的斗志和信心。隔了几天，屿山村党支部送来情报，驻在该村一个班的国民党清乡队，次日要经过上岭到芙蓉镇集中，于是我们迅速行动起来，登上上岭，选择对我们有利地形，早晨7时多，敌人来了进入了伏击圈，周丕振一声令下，我们喊杀声震天，冲了下去，带头的敌军跪地求饶，双手举枪投降，缴枪7支，子弹600多发，还有军用物资等胜利品。经过二次战斗，县委决定把武装小组5人扩充至13人，并改称为“乐清人民武装基干队”，1943年10月初，在泽基村举行成立典礼，邱清华同志报告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13人背着新缴来的枪支，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永远忠于党，为了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1944年9月，日寇第二次占领温州，11月占领乐清，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僚、乡、保长当了汉奸，有的招兵买马，占山为王，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地主恶霸倪自镜和党棍卢文周，纠集一批土匪、特务兵痞等建立一支反动武装，盘踞在永（加）乐（清）边界，虽未公开投敌，但勾结日寇、汉奸反共反人民，并设立关卡，搜刮民财，卢、倪二人自称为“城北王”和“太上王”，百姓要求除去这些毒瘤，清除隐患，当时我武装力量仅13人，大多数还是新手，如何以少胜多，以弱除强，摆在周丕振肩上。他通过地下党和红心白皮的乡长，深入敌营侦察，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把我兵力分为三组，命我带4人为第二组，任务是冲上二楼活捉“二王”，那天夜间，在周的指挥下，我们4人迅速跃上敌酋居住的二楼，活捉了倪、卢二贼，不到半小时，战斗结束，缴获30余支步枪、木壳枪、手枪和其它物资。于是又进行扩军，到1945年春节前，我们武装力量发展到50多人，改名为“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

　　与此同时，在1944年9月开始，在我党策动下，通过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乐清警备大队第4中队”，由党派遣了党员和进步青年骨干，士兵大多是我党的基本群众。到1945年初，发展到4个分队，157人枪，加上我党动员的学生军，人数达200人。这支军队对日作战勇敢，军纪严明，与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抗日中相互呼应，引起国民党县长怀疑，并说已“赤化”了。阴谋缴械清洗“共党分子”。1945年2月邱、周领导等得知这一情报后，当机立断，说服爱国民主人士，并以他们名义，设计以“鸿门宴”的方式，诱捕敌大队长，促其三个中队起义反正，这就是我浙南地下党发动著名的《虹桥起义》。在此过程中，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奉命逮捕警备大队长，并逼其带领去其所属中队缴械投诚。这一事变后，我抗日部队扩大至6个中队，500余人，宣布成立乐清抗日游击总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10月我们得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我党主动让出长江以南的8个抗日根据地，浙东、浙西北的新四军都北撤了，从11月到1946年春节前，我们奉浙南特委多次指示，精简并撤销部队番号，留下少数骨干，保留50余人的海山武工队，活动于乐清湾一带。1946年9月，我们短枪班几位同志随邱清华同志到大清岛海山武工队。刚登岛不久，敌军就来进攻了，我们立即摆渡到易守的小清岛，敌军乘7艘船分三路进攻，我们有2挺机枪，几十支步枪，居高临下集中力量向敌船猛扫，我奔走各战斗小组，传达领导指示，要求沉着应战，节约弹药，不久打头阵的敌船被我打穿，海水进舱下沉，敌机枪也被打哑了，有些敌军跳水逃命，其余敌舰见势逃跑，这次战斗，打死敌军12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3支，子弹1000余发等军用物资一批。

　　1947年4月间，我与另一位同志被派往海山领取供给资金，恰逢武工队出海护航。于是我找到大清岛支部书记，请他护船出海寻找，船驶至乌岩一个地方，风大浪急，且已天黑，船老大靠岸避风，突然出现了9个海匪，他们团团围住我们，用手电筒照着我们眼睛，手枪对准我的胸膛，在危急关头，海匪使用的日本牌手电筒发生故障，互相看不见，瞬间我掏出藏在怀中的木壳枪，对准他们猛扫，撂倒3个，另一个击伤后死亡，这一出其不意行动，其余5个逃命而走。在海匪身上缴金戒指多只，手枪步枪各一只。县委对我表彰，奖励我一件印有“英雄”二字的汗衫。

　　同年8月间，国民党保警二中队长驻白石村，我党派遣党员打入内线，通过当地党支部，画了驻兵的明细图，然后周丕振同志把我部队分成四个战斗小组，命令我担任突击一组，目标是活捉敌中队长刘杰，黑夜中在内线带领下，我们直扑刘的卧室，他从梦中惊醒，吓得滚下床来，我勒令他集合部队放下武器不杀，他乖乖的听命。这次战斗仅半个小时，生俘中队长以下80多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56支，木壳枪、手枪4支，枪榴弹筒11个，枪榴弹77支，子弹4000多发以及其军用物资，我无一伤亡，俘虏经教育释放，浙南特委获悉后，颁嘉奖令，并奖给我钢笔一支。

　　到1947年11月，我游击队捷报频传，部队迅速扩大到360多人，经浙南特委批准，把永乐的游击队改称为“括苍游击支队”。我被任命为警卫队队长。1948年9月我从括苍支队带领一个中队调往浙南特委担任警卫工作。同年11月浙南游击纵队成立，下属3个支队，我被任命1支队2中队中队长，指挥青田降背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袭击我特委和纵队司令部的图谋。1949年2月，我被任命1支队3大队大队长。5月间国民党温州专员兼200师长叶芳在我兵临城下和党政策感召下宣布起义，5月7日温州解放。

　　在大好形势下，宣布起义的200师下属新兵团（起义后被编为第8支队），在团长带领下叛变，枪杀了我派去的3名政工干部，乘船下海叛逃。为了全部消灭敌人，纵队司令部命令我一支队南下平阳追歼，5月12日，我大队进军平阳，敌军已向鳌江逃跑，我军追至鳌江，该叛敌已逃跑，只有一些税警，盐警等待我接管。于是我军驻扎鳌江，夜间一艘机帆船载着200余敌军从海上驶入，并有80余人登陆集合，我军发现后随即将其歼灭，转而集中火力攻击江中敌人。经5小时激战，除一个班乘救生艇逃跑外，生俘200多人，击毙多人，缴获全新美式步枪200余支，轻机枪、火箭筒5挺。事后得知，被歼敌军正是温州起义之后叛逃的新兵团的一部。由于逃窜仓惶，航行路线搞错，本应从温州开始直驶东南敌占岛屿，但错向右驶，顺潮进入鳌江内，抛锚在江心，妄图上岸抢劫财物，补充给养。

　　1949年5月26日，我浙南游击纵队与21军胜利会师，8、9月间进行整编，统一番号，从此结束我的游击队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