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徐国璋1921年生于上海市宝山原庙行乡宝龙庵一个农民的家庭。193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同仁医院学医。

　　1941年新四军6师侦查科科长王征明因患肺结核秘密来上海同仁医院住院治病。在这期间王征明接到师长谭震林的密信指示，转告了中共中央军委电报，要求尽快调查上海日伪军情况。为此，需要建立一支力量从事此项任务。当时吴淞地原为日本侵华派遣日军第十三军控制的江防要塞，是日军在华中十分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到处布满日军兵营、军用仓库，军用码头附近还有东亚航空公司军工厂，有大场，江湾日军机场等，江面上日军舰艇及运输船队日夜频繁进出吴淞口岸。为了能得到吴淞日寇的军事情报，王征明通过新四军第6师军医张贤和同仁医院护士朱萍的介绍，结识了我父亲。徐国璋了解他思想进步，有着强烈的抗日思想和爱国热情，并对他加以考察。在朱萍的安排下与我父亲徐国璋会面，王征明与我父亲会面时试探性地想建立情报组的可能性，同时向我父亲说明新四军要了解吴淞等地下日军军事情报的重要性，并对我父亲说明在白色恐怖下，对日军情报工作极端艰险，必须要有高度机灵和智慧，还有要献身精神，当时我父亲马上表态乐于接受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王征明同志报请上级同意后，将我父亲发展为新四军，后又转向新四军侦察科直属吴淞军事情报人员，并向我父亲交待工作纪律，同时交待搜集日军船舰进出吴淞口岸及日军兵营、番号、兵力武器装备、日军军用机场、军用仓库、军用码头等日军军事情报的要求，并指示用米汤密写交给朱萍同志。后来考虑到安全原因又改派张复辛和我父亲直接联系交接情报，再由张复辛同志把日军情报转交给新四军军部。平时我父亲把收集来的军事情报秘密藏好伪装好在药品盒和打针药水盒内。

　　1941年初我父亲接受新四军侦察任务后，来吴淞开了家“一德诊所”后改为“一德大药房”，他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利用出诊带上相机对各种军事目标进行拍照及侦察。我父亲在侦察过程中能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去应对各种复杂突发事件，同时还利用来门诊看病的劳工、酒吧侍女中了解各种情况，有时日本兵和下级军官从兵营里偷出药品按10%的价格卖给我父亲，我父亲表面上和这些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很“热络”，很谈得来，这样可以从他们的嘴里了解到一些日军内部的情况，同时也掩护了抗日情报组的活动，也部分解决了情报组的活动经费。

　　1942初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找合适爱国青年，发展情报人员，加强战斗力量，建立吴淞军事情报组。当时我父亲在门诊时认识一位姑娘，她叫黄春澜，年仅才15岁，发现她是一个聪明好学，更有强烈爱国热情的青年，也知道她家住在黄浦江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向王征明汇报后同意黄春澜成为吴淞情报站工作人员。黄春澜同志家的小楼在外马路101号，从二楼打开窗户，一眼能清楚地看到江面上日军的一举一动，是侦察敌情的好地方。当时我父亲将新四军送来的一架望远镜和一块挂表交给黄春澜同志，并要求她不论白天夜晚要严密监视江面上日军的动态，把日军来往江面上的舰艇的特定符号、日期、颜色、烟囱大小、吃水吨位及日军兵营里的进出情况，包括兵种、装备、番号、规模大小等，用特定方法记录下来，交给我父亲秘密藏好，再转交给张复辛，由张复辛同志转交给新四军军部。

　　当时我父亲徐国璋策划组织了一个进步民间社团“梅友社”以文会友吸收一些平时对日军恨之入骨的进步青年入社，从中考察吸收。将蒋炳强吸收为新四军吴淞情报人员，会同隐蔽在日军驻吴淞炮台兵营里做苦工的江苏沙洲委书记张伯春一起收集炮台大场、江湾等地机场兵营的日军情报。后来经上级同意，将打算去苏北参军的爱国青年陈达同志留下，配合黄春澜同志一起工作。有一次黄春澜和陈达在外马路101号门口，突然走来二个日本鬼子，楼上两位小姑娘马上把记录的密件藏到台灯的夹层里，这时日本兵已经快到楼上，两位小姑娘迎上去问什么事，日本兵问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没有，她二人回答说没有人来过，这时二个日本兵盯着两位姑娘的眼睛贼溜溜的，其中一位姑娘大声说，我丈夫在楼下马上要回来了，二个日本兵一听马上返身下楼走了。

　　在创办进步刊物《梅友》的日子里，有进步青年黄春澜、蒋炳强、杨行地下党杨逸、陆亚雄、吴松等同志参加，共出版了二十期，不少作品是以诗歌、随想、小品等形式揭露日军的暴行，宣传抗日思想、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梅友》是一份团结青年，号召爱国青年投身抗日斗争的进步刊物，许多青年写下了大量尖锐，泼辣、```有反抗精神，渴望祖国早日解放的好文章。我父亲徐国璋被推举为《梅友》的组稿和主编。我父亲也曾先后用“湘默”“雨亭”“文彬”等笔名写下了50多篇文章，有力地揭露日军侵略我国的血腥和罪恶。同时阐明抗日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启发进步青年与日寇作坚定的斗争。他们经常把各人所侦察的敌情汇报给我父亲，使我父亲对吴淞周边地区情况能了如指掌。1942年12月我父亲在一篇《我是一个聋哑者》中写道“啊！我要高呼，虽然我是哑子，但自有人了解我透彻的心意，并且我还要高举我的双手，捧起正义的旗帜，去唤醒一切正在受辱的人们，团结我们的力量，驱除恶势力，而迎着光明的来临”。

　　我父亲徐国璋把从革命根据地秘密带回来的一些革命书籍给《梅友》社的同志秘密传阅，如《新经济学大纲》《西行漫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大众哲学》等革命书籍，引导和激励爱国青年从理论上懂得革命道理，坚定为真理斗争的决心。后来有的青年逐步为抗日情报组提供过一些日军的军事情报。有一次，杨行地下党陆亚雄来向我父亲提供情报，他身穿长褂，头戴礼帽，戴了一幅墨镜，大摇大摆走进一德大药房上了楼。而情报员蒋炳强以卖药看店为由，关注着马路上来往的人群，当蒋炳强看到不远处有几个日本兵往药房方向走来时，马上长柄鸡毛毯假装清除天花板上灰尘，特地往天花板上敲三下，楼上的陆亚同志雄躺倒检查病人的床上，我父亲正用听诊器在陆亚雄身上检查。几个日本兵已经到了诊所，他们站了一会后往楼上走去，我父亲看到日本兵马上“热情”用日语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一看是“朋友”笑笑下楼走了。由于抗日斗争的残酷性，上级领导指示《梅友》影响了工作的机密，太暴露而停刊。

　　在日寇猖獗一时的吴松日军情报工作时十分危险的，时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险情，为了防止万一，我父亲经常关照情报人员要立场坚定、严守机密、随时准备被捕、宁可牺牲自己而决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他还亲自为各位预先编造好假口供，情报组的同志们在对日侦查过程中遇到过多次盘问，但他们个个置生死于不顾，机智、勇敢、镇定自若，一次次巧妙的脱了身。平时我父亲徐国璋十分注意及时向同志们传达对敌斗争的形势及关心爱护同志。有一次，我父亲从根据地回来，由于劳累过度肺结核复发，但他仍坚持向同志们传达抗战形势，通知各位情报员到某某棉花田向他们传达上级精神，同时教唱革命歌曲《延安颂》《你是灯塔》等，使每个情报员增强了抗日斗争的必胜信心和决心。在十分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很差。我父亲肺结核复发后，病情日渐严重，经常吐血。这时其中杨逸同志也患肺结核了，我父亲，想方设法搞来肺结核特效药，我父亲自己舍不得吃，硬给杨逸同志吃，希望她早日康复投入战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上，杨逸同志含着热泪对我说：“你父亲把生的希望给了我，把死的可能留给了他自己，你父亲实在太好了，太可惜了”。

　　1943年初，我父亲和张复辛同志、胡绥三同志奉令到淮南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及学习。当时他们三人由新四军侦察科科长王征明作为介绍人，介绍他们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离开新四军军部时，他们三人商量后决定，三人分头回上海，当我父亲在回来路上，突然看到很远处有一对日本兵向我父亲方向走来，我父亲考虑到在外地，地生人不熟，他立刻跳到离他不远处的小河里，正巧这小河面上长了很多小树，人在下面不易发现，等日本兵走后，我父亲跳上岸，全身湿透了。等回到家时，外面的衣服已经干了，但里面的衣服还是湿的，后来生了几天病。

　　1943年夏天，我父亲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尽快为新四军采购急需医药物资。我父亲接到指示后，立即布置并联络一些《梅友》社爱国青年分头到本市和江浙一带采购药品，为减少目标，每个青年采购的地点和药品均不同。为防止万一，我父亲还吴淞汉奸翻译的小舅子金国楚入股“一德大药房”，通过汉奸翻译王桂泉的介绍与日军做生意，并他们从中得利，为日伪搜查时做好退路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药品采购“一德大药房”楼上堆了很多医药物资。当时我父亲正准备把这批药物运往抗日根据地前一天，有一个日本军官叫野田，突然带了三个日本兵闯入“一德大药房”搜查，我父亲一边用日语与野田周旋，一边说，这些药品是日军订的货，并马上派人把汉奸翻译王桂泉找来作证。王桂泉及时赶到后说，这是他出面给日军订的货，一场风波从此得到平息。之后，我父亲给了一笔钱给汉奸王桂泉，说是生意上的回扣红利，只要生意做下去这回扣红利还有的拿，汉奸王桂泉拿了钱很高兴，我父亲乘机请汉奸王桂泉弄几张盖有日军后勤部印章的封条，他一口答应，过后把封条送来了，不几天经党的地下同道安排将这些急需药品顺利通过吴淞口安全送到抗日根据地。

　　这个日军军官野田是个色鬼，经常出入一些“野鸡堂”传染了花柳病，他不敢声张，偷偷来找我父亲徐国璋给他治病，我父亲想尽办法治愈了野田的花柳病。野田很高兴，把我父亲徐国璋看作是他的“知己”，而我父亲有这个靠山，活动也就方便多了。一次，我父亲带着照相机在侦察拍照，突然走来几个日本鬼子，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父亲马上用日语回答说，我是吴淞一德诊所的医生，今天天气很好，出来走走，一边说，一边把他早已拍好我叔叔登在地上如厕的照片给几个日本兵看，他们看后哈哈大笑，我父亲接着说，你们的长官野田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听后很有礼貌的走了。我父亲回到诊所告诉他的战友，大家听了笑的合不拢嘴。

　　有一次为了弄清大场机场及周边日军兵营的实际布局情况，我父亲化妆成一个乡下种地的农民，那天大场正好在进行庙会，我母亲挑了两只元宝篮去大场买菜，卖掉菜后，去看庙会，突然有个人向她背后一拍，我母亲一看是个种地农民，不认识，我父亲神秘朝她一笑，这时我母亲才看清是我父亲。他们二人马上离开热闹非凡的庙会，我父亲把藏在身上的机密纸条藏到我母亲元宝篮反面底下，接着在元宝篮里装了一些买来的东西回家了。

　　1945年初，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到了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苏军攻入德国境内，美军在太平洋发起反攻，日军在各地的侵略节节败退。新四军侦察科科长王征明同志根据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指示，为了有效配合盟军登陆作战的需要，要求吴淞情报组尽快绘制一份吴淞江湾大场、军用机场、日本兵营、码头、高炮阵地等日军军事设施。我父亲徐国璋接上级指示后，马上约见了日军军官野田，并向野田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到军营里为皇军看病治伤。当时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伤员激增，日军医务人员紧缺，急需医疗人手的帮助，野田听到我父亲的表白，当即同意。过后没几天，野田派来士兵给我父亲送来一套日军军服及一张通行证。我父亲穿上日军军服，带上通行证经常出入日本兵营等要塞地段，收集到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在这段期间，我父亲身体极差，经常大量出血（肺结核），但不顾个人安危，把一些重要机密材料用一只小缸密封后，深埋地下待送往军部。同时我父亲徐国璋郑重地向同志们传达了上级领导指示精神，并安排同志们分头行动，并由他亲自和蒋炳强同志分别骑上装有记录“路码表”的自行车沿着江湾、大场、月浦、杨行、宝山、炮台湾等地进行实地侦查、拍照，目的是为了测定各个目标的正确方位，并把各自的距离、面积和内部设施及时记录下来，回来后和关松同志一起把各同志侦查到的情况汇总，绘制成一份《军事要图》。在侦查过程中，情报组同志意外发现了一座经过精心伪装的日军主要炸药仓库，我父亲徐国璋立即将该炸药库也绘制了一张详细图。1945年2月22日一起交给张复辛同志，并由张复辛同志及时送到新四军军部，由新四军军部报送延安中央军委转交盟军联络处，由于上报的军事情报及时正确，美军B-29型飞机飞来吴淞投弹击中各个军事目标，同志们真是高兴极了。由于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同志们成绩卓越，受到新四军军部的表扬。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个个欣喜若狂，根据上级指示考虑到今后的斗争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组织上决定安排黄春澜、陈达等同志去根据地学习，蒋炳强同志留守“一德大药房”，当时我父亲许国璋十分向往革命根据地，心想能与他们同行去革命根据地，但组织上考虑到我父亲当时病情（肺结核）已经相当严重，三天两头大量吐血，连走路已很困难，所以组织上还是劝阻我父亲暂时留在家里养病。待病情好转再去革命根据地。当情报组的同志离开吴淞的那天，我父亲徐国璋还恋恋不舍地整理和自己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话别，并相约在不久的将来到革命根据地再相见。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竟成永别。1945年12月31日我父亲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在这片土地上溘然长逝，终年24岁，噩耗传到新四军军部，首长和战友无不悲伤哀悼。

　　上海解放后，我父亲当年的领导王征明同志根据我父亲生前在抗日战争期间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报请上级机关，于1950年3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我父亲徐国璋为革命烈士。烈士证号为上海市102号，骨灰安放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解放后,陈毅市长邀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代表家属参加市委组织的纪念大会。我祖父有幸被邀请参加过二次纪念会。

　　我父亲徐国璋虽然已经离开我整整64年了，当时我才2岁，但岁月流逝丝毫无法冲淡我对父亲深切的怀念。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祖国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勇爱国主义精神正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不忘历史，不忘国耻，奋发图强，增强国力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现在我们的祖国已经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国家。我父亲要是在地下有知，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