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母校——苏中公学建校60周年之际，回顾当年我从沦陷区苏南无锡冲过日寇与伪军的道道封锁线，来到宝应固晋——苏中公学所在地的艰险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仇恨燃烧杀敌人

　　那是1945年3月，日寇、伪军在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进行残酷的“扫荡”。一次，伪军十余人来到锡北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后来到东房桥街上的小饭店吃饭，我时年十七，年少气盛，见此情景，万分愤懑。我父亲数次被日寇抓去受过拷打、让狼狗咬等刑罚。我对日伪军恨之入骨，认为为我父亲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就立即去找铁匠师傅杨胜根借把大刀，并叫他与我一起去杀伪军。当时杨胜根铁店里有许多为大刀会打好的大刀，我向他借了一把大刀。他在我激励下，也表示与我同去。于是我们二人各执一把大刀，从西街大踏步向街中间的小饭店奔去，一路大声叫喊着“杀汉奸啊!”伪军看到我俩高举大刀向他们冲去，随即慌张地放下碗筷，拿起枪和抢来的东西，就向南弄内逃去。我俩高举大刀紧迫不舍，逃在最后一个伪军的肩膀被我砍了一刀，鲜血直流。伪军们拼命地向八士镇据点逃去，我俩紧追不放地一直追到离八士镇尚有二里地的方村桥边。想到离日寇据点已近，不能追了，我俩就返回东房桥。群众见我俩如此情景，齐声喝彩叫好。

离家投奔新四军

　　追杀伪军后，回到家中，我心中有数，深知不能躲在家里让他们来报复，便拿了几件衣衫，马上离家去投奔新四军。这天夜晚，我投宿在父亲的朋友一个中医家中。第二天，经过反复打听，于午后时分，终于找到了新四军锡北武工队，受到了锡北县委书记尤旭的接待。不多日，尤旭叫我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

　　他给我写了一张介绍信，是给在苏北的江南办事处主任钱敏同志的。介绍信约二寸长，大拇指般宽，看不到字的一张白纸，我把它缝在长衫的边角内。他又告诉我如何联络和途中应注意的事。与我同行的还有两个青年，由我负责。第二天，我们从无锡乘汽车，一路颠簸，到了江阴八圩港。这里日寇戒备森严，三步一岗十步一哨，还有呲牙咧嘴的狼狗。上船前要进行数次检查与盘问，通过检查与盘问，我们才上渡船。到了江北靖江上岸后，我们按照尤旭的交待，分散行进，但前后互相照看，从上岸到走出靖江县城北门，前后又经四道关卡，一一检查盘问通过。在检查中，日伪军肆意刁难威胁，事后才知，由于我们没有送买路钱，如若事先准备好钞票，就不会遇到这些麻烦了。

　　出了靖江，我们三人又聚一起，此时，已太阳西斜。由于我们不识路途，只知路线及目的地，于是我们就到路边村内找农民问路。这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经季家寺到王家寺，老农告诉我到王家寺直路仅五十里不到，但必须经过孤山，而孤山上有日寇的据点，日寇看到有人经过就不分青红皂白用机枪扫射，已有好多人被打死，这条路不能走。老农说要绕过孤山走，要多走二十多里路。为了安全，我们按照老农的意见走，并请他带路，我们给钱。夜幕来临时由老农带路，我们跟着他一直走到黎明，总算到了王家寺附近。将到王家寺时，只见村外有拿着红缨枪的儿童团，见我们走去，他们就大声吆喝叫我们停住，虽然是声色俱厉。但我们的心情已十分宽稳，知道已经到了根据地，似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欣慰。

　　进入村内，来到江南办事处，从屋内走来一个面色白皙、态度十分斯文温和的青年人，他向我要介绍信。我即把长衫边角撕开，取出一张“无字”白纸交给他，他将白条拿去到房中大概用药水显影后，出来对我说：“你是叫陆培祥(我原名)吗?”我说：“是的。”他自我介绍叫钱敏。他介绍了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叫我们休息几天再予分配。不几天，钱敏同志来找我谈话，要我去抗大九分校(苏中公学)学习。我问：“学校在哪里?”“在宝应。”钱敏说。我问：“有多少路?”他说：“说不清楚。”我问：“怎么去法?”“步行。”他说。“要走多少天?”“少则十天，多则半月。”最后我答复他：“我去。”接着他对我说，这次你们一共去五人，由你负责，明天就出发。他又告诉了去宝应的路线、地点，一路上的交通站，要我用脑子记住。不一会儿他就把介绍信交给了我，又把另外四位同志叫来熟悉一下，并向大家讲了路上应注意的问题，通过敌人封锁线与据点应如何处置，又交代了一下万一遇到意外情况，应怎么处置……

千辛万苦到苏公

　　翌日，我们出发了。从靖江王家寺到宝应县，以现在的交通工具来说，最多三小时左右就可到达，可是我们却足足走了十天。一路上，根据敌伪据点与封锁线的不同情况，有时朝行晚宿，有时昼宿夜行，十天之内，我们在地下交通员带领下，冲过了日伪军设置的道道难关，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有四道：

　　第一道。有的日伪军据点在白天通过反倒方便，我们都扮成商人，身上都带有伪政府发的“良民证”，但几个人不能结伙成行，必须前后拉开距离，远远地互相照看着，交通员走在最前边，直到走出据点二三百米，然后再会集一起，结队前进。

　　第二道。有的日伪军据点白天根本无法通过，日伪军看守十分严密，不准任何人通行，又无其他道路可走，更无桥梁。我们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分，通过当地地下党员，由他们弄来小木船，在离敌人不远处驶向对岸，通过据点。

　　第三道。还有的据点敌人不仅日夜封锁严密，不准任何人通行，而且无路无桥又无船只，在此情况下，要通过封锁线十分困难也相当危险。幸亏河道较窄，交通员通过地下党，弄来农村挂天灯的长木头，搭在河的两岸，我们从独木桥通过。可是胆小的同志无法通过，于是我们又弄来长竹竿，作为扶手帮他通过。

　　第四道。最艰难最危险的一次，是通过日军占据的泰州城北门外的公路。这儿白天不准任何人通行，一到天黑，泰州城墙上日寇的探照灯就照个不停，一旦发现行人，就用机枪扫射。这天深夜，苍穹如黑锅一样，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五人每人准备了两枚手榴弹，由交通员带路正要从这条公路上通过，交通员向我们作了交待，要我们在离公路两百多米就拉开距离，卧倒，如猫捕老鼠一样悄悄匍匐前进，直到爬过公路二百多米才可站起来行走。可是正当接近公路，我们拉开距离要爬行时，其中一人突然恐慌起来，掉头站起就跑，幸亏没有被敌人发现，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我们总算安然通过。

　　就这样，我们从靖江王家寺出发，历经风雨，走过了苏北平原曲曲弯弯的田间阡陌、泥泞小道，终于在第十天的午夜到达宝应县曹甸固晋。可是，我们问了许多次，好不容易才找到苏中公学校部。原来我们认为学校一定是有相当规模的校舍，谁知学校就设在村内的每家农民家中。后由一位穿军装的新四军将我们领到苏中公学校部。不一会，校首长夏征农来接见，对我们讲了话：“你们从日寇沦陷区，不远千里，冲过重重封锁线，来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我表示热烈欢迎……”。

苏公是我好母亲

　　苏中公学是我革命的摇篮，是我踏上革命征途的起点。在苏公学习，虽然仅仅只有五个多月，却为我投身革命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它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经过学习，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坚定了打败日本鬼子的决心与信心，树立了革命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使我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胜利。

　　通过军事训练，使我学到了军事基础知识，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树立了不怕死、不怕苦的思想。

　　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每天五点半起床，拿着向老百姓借来的锄头、铁锹，进行艰苦的田间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了毛主席“生产自给”的伟大号召。我们全体学员在“人人参加，一齐动手”、“把草荡变成良田”的口号声中，利用三天时间，筑起了一米多高、八百米长的提坝，开出五十亩荒地，并及时种上了茨菇、绿豆。如今，这里已成为农户的养蟹池，成了聚宝盆。

　　苏中公学的条件与环境是十分艰苦的，住的是农民的茅草房，没有床铺睡地铺，被子只有一斤半棉花，洗脸刷牙是河里的黄泥水，平时很少洗澡，夏天蚊虫多又无蚊帐，只好任蚊虫叮咬。每月20铜圆津贴，连买卫生纸也不够。就是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中，锻炼了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经过苏公学习，我由一个不懂事的莽撞孩子，成为一个懂得革命道理的战士。

　　光阴似箭，六十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离休，但仍继续在为社会与教育青少年服务。回顾生平，我是可以向我们母校苏中公学告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