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江大，曾是哺育年轻人的革命摇篮。正如杜淑贞同学诗中所说的：“江淮风雪育新兵，百炼千锤四十春。梦回跃马半城镇，心系高歌大柳营。喜泪纵横花怒放，欢颜焕发草初青。今朝共庆神洲好，老骥长存赤子心。”这首诗代表了江大全体同学和老师的心情，愿以此作为校史的结束语。

　　(《安徽史学》1985年第4期)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同时，中央还指示各地党的领导，要他们所在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和动员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帮助举办各种事业，例如出版报纸、组织社团、设立学校等等。中央还要求各根据地加强同沦陷区内知识分子的联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去参观访问或进行实地考察，来去自由，时间可长可短。1941年，刘少奇同志在离开华中根据地前往延安之前也曾向党中央建议，为了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应该考虑在新四军所在地区内办一所大学。江苏省委对中央文件和少奇同志的意见十分重视。专门召开过会议讨论如何贯彻落实。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全部租界，上海的形势日趋严峻，当地所有学校都必须重新进行登记，被迫实施奴化教育。面对这种情况，江苏省委在与新四军军部商议之后，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并指派沙文汉和我主持这项工作。

　　我很快同上海各大学与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教授们取得联系，同时通知各大学的党支部，要他们在进步学生中间做工作，动员他们到解放区去读书。我还向江苏省委提议，将原来设在苏北、后来迁至上海的南通学院全部搬到解放区去重新开办。由于我事情多得忙不过来，江苏省委先后介绍方行、姚溱、张纲、张宗麟等同志协助我进行工作。筹备建校所需的经费问题，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统由新四军军部负责解决。当时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态度都很积极，新四军所属的各个师也都表示愿意配合。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决定将大学设在淮南新铺，陈毅同志还亲自将该大学定名为“江淮大学”。

　　筹备工作大致就绪后，华中局便通知上海党组织立刻开始行动，将事先已经联系好的各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安全地护送到解放区，同时指定由淮南行政公署负责接待工作。1942年我们的交通员曾先后带领几批学生和老师到淮南新铺集中，但由于日本军队从1943年3月开始对淮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办学环境不够安全，华中局经过研究后决定，除少数党员学生可以留下之外，其余的学生和教授都分期分批撤回上海。江淮大学校长韦悫(曾留学美国，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曾任岭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副市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和我也留在解放区，没有回上海。韦校长受陈毅同志的委托，继续为学校将来的开学做准{备，而我则到上海地下党总结工作学习班去参加学习。在学习班学习了半年之后，正好华中局组织一批同志赴延安学习，通知我参加，于是我于1943年9月同其他人一起离开淮南前往延安。

　　由于日寇对淮南根据地的春季“扫荡”很快被粉碎，华中局指示江淮大学应迅速恢复开学，同时决定将学校校址由淮南新铺署迁至淮北淮宝县的仁和集。从1943年6月开始，原来撤退到上海的学生和教授又陆续返回解放区，前后共100余人。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学全体师生在淮北仁和集举行了隆重的开学蚕典礼。陈毅、张云逸、彭雪枫、潘汉年、范长江、季方等领导同志都出席了那天的典礼。我因被派往延安学习，所以未能参加。

　　我随其他赴延安学习的同志到达晋冀鲁豫根据地后，尚未过平汉线，就接到华中局饶漱石的通知，要我不必去延安，还是回去继续办江淮大学，我得到通知后马上返回。在返回的路上遇见了陈毅同志，他正要赶去延安参加“七大”。我把身上带的一枝“派克”钢笔送给了他，看得出他很高兴。与陈毅同志话别后，我于10月底回到淮南，先去华中局向饶漱石报到，然后便赶往江淮大学的所在地仁和集。回到江淮大学后我仍然主要负责党的工作，教学方面的事则由韦校长处理。

　　上了一段时间课以后，各种问题开始不断出现。一是教学质量不高，学生们感到不满意；二是饶漱石认为韦校长和其他教授的办学主张与解放区的实际情况相互脱节，效果也不理想；三是淮北行署嫌学校开支过大，财政上难以承受。针对这些问题，华中局最后作出决定，将江淮大学撤销停办。学校停办后，原有的老师都回上海，学生们则被分配到淮南、淮北和新四军军部所属的各单位去，分别安排适当的工作。此外，韦悫校长去了新四军军部，而我又参加了华中局办的华中党校整风学习班。

　　整风结束后，华中局又办了一所建设大学，并通知我到建大去教书。1945年4月，组织上把原江淮大学学生、后来被分配到淮泗中学教书的尹绮华调到建大，我们便在建大结婚。结婚后组织上又把我们俩一起调到华中新华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