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我得了副伤寒，被组织上送回汉口治疗。病愈后，组织上分配我到新安旅行团工作。告诉我：新安旅行团在抗战以前就成立了，是个革命的少年儿童团体，到过很多地方，走过半个中国，这回刚从西北来到武汉。我的联系人是新旅总干事徐志贯，第二天，我怀着去到一个陌生环境时常有的不安，提着我的全部行装——一只小藤箱子，由江汉关码头过渡去武昌。新旅住在粮道街抗日教育研究会的楼上。徐志贯在等着我。

　　当时，我入党不久，对组织上指定给我的联系人，都很崇敬。第一次见到徐志贯，给我留下了个好印象。他刚过二十岁，瘦高个儿，眼睛明亮有神；说话有条理，是个对自己所言所行很自信的人。他告诉我说，我参加新旅的事，干事会已经通过了，只是团体经费困难，吸收团员的事很慎重，所以另一个团务干事嵇钰，还要再对我作些了解。随后，他便领我上了楼，介绍我和嵇钰见面。

　　团体里的人全住在楼上，睡的是地铺。白天，行李都卷好沿墙根放着。好几个跟我年岁相仿的团员，散坐在行李卷上看书，有几个在本子上写些什么。嵇钰将我领到临街的窗前桌边坐下，问了我过去的情况，接着便将一张歌片放在面前，要我唱一遍给他听。我明白了，他要考我，面对歌片我下了狠心：一定要考好，否则就不能完成来这里工作的任务了。让我唱的是《新安进行曲》。

　　好在歌词上口好记，我也识得简谱，先唱一遍曲子，也就能把歌羞子唱下来了。嵇钰象是还满意，握着我的手表示欢迎我参加团体工要作。他知道我还没有吃午饭，便掏钱要范政、王德威陪我上街吃饭。顿时，我觉得他挺和善，对他的戒备心全消失了。嵇钰的确是个忠厚：菜的人。他比徐志贯要大一两岁，很关心体贴同志。后来我在桂i器桑上了肺病，每晚一睡着就出盗汗。他为了照顾我，便和我合睡在起，我一出汗，他就为我擦干。团里的人都愿意和他亲近，人人都叫他“嵇大哥”。其实，他和同志们的友情，是一般兄弟间的情谊所不能相比的。”

　　范政、王德威都是比我年纪小的老团员。范政是在北平入团的；千德威比我小三岁，在兰州参加了团体。他俩将我领进粮道街上的粥店里吃粥。他俩都很喜欢说话，我两碗粥喝完，对他俩本人的以及团体过去的情况，已经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当时，我身上还有一点钱，喝完粥正想付帐，范政拦住了，用带着的钱替我付了粥钱。他告诉我说，团员吃饭都由团体管的。他还说，团体经费困难，团员都不花零钱，也不准吃零食，你如果有钱，可以交给团体做经费。他们谈的虽然都是些琐事，不过我已经具体地感受到，大家都把自己全部交给了这个团体。新安旅行团是个亲密的、团结的集体，我为自己能成为这十八个人的小团体里的一员而感到欣喜。

　　在团内的“自由活动”时间，徐志贯向我介绍了团体的以往情况和目前处境，我明白了党组织对新安旅行团是十分关怀的。

　　团体一到武汉，团内的三个党员一一徐志贯、张杰、张敬茂去设在汉口原来“日租界”内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党组织汇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就接见了他们。这几位老前辈尽管工作非常忙，还约见了团体的顾问汪达之。他们对这个少年儿童团体以往的工作感到欣慰，要求团体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好地宣传抗战，提高民众打败敌人的信心，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抗战，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当这几位前辈知道，团体的经费极其困难，过去可以从放电影、卖书报的收入中得到一些补助，到了文化比较发达的武汉以后，这些来源也就断绝周恩来交待说：你们这个团体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可以要求他军委会政治部给予补助。

　　为了争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破治部”对团休的经费补助，汪达之带了团里写的申请去了三厅，找了担任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同志。郭老对团体的要求完全支持，答应立即将申请交给担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隔了不久，陈诚在申请上批了：该团由政治部收编，纳入建制。陈诚要收编新安旅行团，这怎么行哩!为了这事，徐志贯陪着汪达之赶去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又一次接见了他们。他听了汇报以后明确地说：钱，还是坚持要国民党出，新安旅行团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一定要保持。他还表示，他会关心这件事的。

　　我到团体的时候，汪达之几乎每天都要跑一趟政治部，去找陈诚。那时，团里的人外出工作，在每天团内的会上，都要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汪达之谈到会见陈诚的情形，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注达之平时穿着整齐，总是穿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外出时戴一顶巴拿马式的遮阳盔，提着黑色的皮包。他脾气温和，说活慢言慢语，口齿清晰。那一年，他才三十多岁，对待大家脸上总是浮现出一位长者的笑春。但是，在他谈到跟陈诚打交道的时候，情绪很激愤，目光中闪烁着怒气，说话时安徽的乡音更重了。

　　汪达之终于见到了陈诚，他向陈诚介绍了新旅成立以来的经历，在各地宣传孙中山先生遗教，宣传国难。宣传抗战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最后向他说明，我们这个成立了多年的民间群众团体，政治部收编是不相宜的，希望在经济上给予补助。陈诚听了他的陈述说：你们出来是为了鼓吹抗战，现在抗战已经实现，你们的使命业已完成，可以不再存在了。汪达之还是耐心解释说：“现在抗战在激烈进行，正需要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新旅的责任更重大了。”陈诚蛮横地说：“你们没有钱，生活已无法维持，又不愿意接受政治部的收编，还谈上什么抗战!以我之见，你们还是趁早自动解散为好，不要贻误些青年人和小孩子的前程。"……汪达之对我们说，他听了陈诚的一番话，非常气愤，当时就对陈诚说：“这群孩子为了救国抗战，背乡景井，行程数万里奔走呼号，如今家乡沦陷，父兄流亡，这时候你让团体解散，让孩子们在异乡飘零，将来如何向他们的父兄交代啊!”陈诚心怀叵测地说：“你们人数不多，这事倒能帮忙，大的我保送他们进‘战干团’；小的可以进难童保育院。”汪达之见他歹心已露，连忙说：。我们是民间团体，团里的一切事务都要经过大家讨论议定，这事个人不能作主。”陈诚表示已无可再谈，让汪达之回团商议。

　　大家对陈诚的横蛮的态度极为恼怒，也为团体的处境感到忧虑：已经全面抗战了，还遭到这么大的难处，怎么办呢?徐志贯向大家说，千事会已经讨论过了，我们要加紧工作，更大地扩大团体在社会匕的影响，社会上的爱国进步人士会支援我们的。

　　我们过着清苦简朴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添过夏衣，大家不气馁，无怨言，拼全力工作。抗战一周年就要到了。当时在武汉的各界救亡团体很多，为了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各团体联合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活动。我们的工作更忙了。献金活动是武汉三镇统一举行的。街上繁华地段，分别搭了许多“献金台”，台上用红布装饰，贴上大标语，气氛很热烈。由我们负责的“献金台”，设在汉口闹市，宣传鼓动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加抗战。在三厅工作的刘季平同志，就在这个台指导团体工作。因为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节目，如：从红军宣传队学来的《工人舞》，具有西北特色的民间抗日歌曲和秧歌舞等，很能吸引观众，效果很好。

　　团体还争取去了广播电台，演播了许多抗日歌曲。第一首歌唱的是《新安旅行团团歌》，最后唱的是《新安进行曲》，这对扩大团体的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还参加了分别在汉口、武昌举行的歌咏大会。这种集会，形式简朴，气氛热烈，很激动人心。在武昌的歌咏大会上，张曙自己拉二胡伴奏，由徐炜演唱了他的新作《丈夫去当兵》。这首歌生活气息非常浓郁，歌词通俗易懂，曲调委婉动听，塑造了一个爱国妇女的形象，非常感动人，是一首人人喜爱的优秀歌曲。在汉口的歌咏大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了“星海合唱团”的大合唱，最后，他还指挥全场起高唱抗日歌曲。

　　这时，武汉各界纷纷集会纪念“七七”。新旅得到消息，总要派人分头前去参加。我第一次是随童常、范政去参加一个三、四百人的大会。这种集会的会议程序事先都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大会开始了．我们三个待在会场的后面，在“主席致词”之后，童常便三言两语地向范政交待了等一会儿他上台演讲的内容，范政便一声不响地在一边独自出神。当会议进行到“自由演讲”时，范政便抢先大步走上讲台，他先介绍自己是新旅的，接着介绍了团体的经历，讲述了各地民众不愿作奴隶和要求抗日的热情，最后还表达了我们誓死要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他的演讲，语言慷慨，感情丰富，姿势准确有力，总共讲了不过五分钟，便在热烈的掌声中跳下讲台。由于他是个少年，到会的人听了他的演讲，情绪极为活跃。团体不论在武汉、长沙或是桂林，每次参加群众集会，被派去参加大会的人，总要争取在“自由演讲”中，走上讲台，许多人在这种活动中，锻炼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武汉三镇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最大的一次统一活动，是7月7日晚上在汉口举行的火炬大游行。在游行中，新旅被分配作为游行队伍的开路队。天黑，队伍出发了，我们高擎燃烧着的火炬，走在大队前头四、五十步远，一路走，领头的人大声问道：

　　“你们在做什么?”

　　大家同声高呼道：

　　“我们在举行火炬游行!”，

　　领头的人问：“为什么要游行啊?”

　　大家高呼：“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法，将待在屋里、商店里的人召唤出来。紧接着后面的大队也到了，高呼口号，高唱抗日歌曲，宣传鼓动民众把抗战进行到底。

　　在武汉的救亡团体，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广泛深入地宣传了抗战，武汉的抗战热情是高涨的。

　　7月下旬，武汉的局势紧张。北线的日寇，沿着平汉路已经打到了武胜关，沿长江而上的敌人，也已经到武穴。武汉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有一次，敌机轰炸了蛇山，在那里躲警报的许多人，遭到了伤亡。当时，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大家有了一年战争的经验，知道每提出要“保卫哪里的时候，那里的战局也就不妙了。果然隔了不久，大批国民党的军政机关便撤离了武汉。党组织决定，新安旅行团除留下少数人参加保卫大武汉外，撤离武汉去长沙。干事会讨论后，留下张平、张杰、童常、范政在武汉，全团搭趁军委后勤政治部的小轮船去长沙。团体离武汉前，徐畹华、许醒亚参加了团体。徐畹华也是个少年，留的是齐耳短发，性情开朗，像个“假小子”；许醒亚的年岁要大些，象个老师。她俩的到来，团里第一次有了女团员。

　　到了长沙，我们住在韭菜园原先孤儿院的大院子内，大家牵挂着留在武汉工作的同志们，经常和他们保持通信。从他们来信中知道，他们的工作很勤奋，有创造性。9月底10月初，他们以“新安旅行团第二团”的名义，借了汉口一元路上的战时儿童保育院，开了一次“新安旅行团建团三周年招待会”，邀请了许多人参加。会场四周挂起了团体三年来的工作、生活照片，介绍了团体的经历。招待会开得很热烈，陶行知、王洞若、任光、田汉等许多人都到会讲了话。田汉在会上说了许多鼓励团体的话，他说他跟团体在抗战以前就互相帮过忙。

　　他热情地说：第二代聪明勇敢，“一个始终追求真理的团体，必定会有好的结果。”陶行知刚从海外归来，他对团体感情深厚，当主持会议的人请“陶太老师”讲话的时候，他激动地说：“我不是你们的‘太老师’，是你们的‘太学生’。你们向工农大众学习了许多知识，我要向你们学习。”他还介绍了他带到海外去的新旅在百代公司灌的唱片(一面是《新安旅行团团歌》，另一面是《锄头舞歌》)，在华侨中播放时激起的爱国热情和华侨对团体的关怀，并捐赠给团体一笔经费的情形，很是动人。他勉励新旅团员们说：“你们追求真理，现在已经抓住他的尾巴了，要抓紧些，骑到他的背上去!”最后，他还朗颂了他当场作的诗：“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还朗诵了为团体作的《三万歌》。任光当场就将歌词要走，回去谱了曲子。10月初，陶行知到了长沙，带了水果到韭菜园来看我们，把在武汉讲的话都跟我们讲了，还和我们一起吃了饭，任光到长沙以后，带来了他谱写好的《三万歌》教我们唱了。这首歌的歌词活泼，寓意深刻，歌曲亲切而又昂扬，大家非常喜爱。

　　在汉口的纪念团体建立三周年招待会开到一半的时候，邓颖超同志赶来了。到会的人见了她都很振奋。她和蔼、亲切、朴素而端庄。她说，周恩来同志本来要参加这个招待会的，因为临时有事，所以她特地赶来祝贺。她对团体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她有力地说：“这个团体成立三年了，所有要求抗战的人，都要对他们祝贺，要同情他们，支援他们，大家共同把抗战进行到底!”

　　那一天，当地各报的记者都被请到了，招待会的情形，《新华日报》的消息报道比较详细。10月下旬，武汉沦陷前几天，张平等同志带了徐莎等几个刚入团的新团员，跟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留守同志，撤出武汉来到长沙。他们临走前，用红油漆和沥青，在江汉关的麻石子大堤上写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留在武汉的四位同志，在“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中，工作是非常出色的。

　　在长沙，团体经费仍无着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还是不给补贴。快到11月份，忽然收到政治部的通知，说是同意新安旅行团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每个月补助四十五个人的生活、活动经费。大家见到通知又高兴，又诧异：陈诚怎么会改变主意了呢?后来党组织告诉我们说：周恩来同志心里一直记着新安旅行团的事。在长沙，他和陈诚谈到新安旅行团的时候，严正地指出：“这群小朋友，早在抗战前就自动组织起来了，去各地宣传孙中山先生遗教，宣传救国救亡，受到海内外同胞的赞扬。保卫大武汉，他们直到最后才撤出来，精神可嘉。现在抗战正处于紧要时期，宣传抗战还怕人多吗?他们是个有影响的民间团体，你要收编他，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你收编，你就要解散他。假如真的解散了，这对国民政府有什么光彩呢?他们既不愿意收编，你可以和他们确定：每隔几个月要他们向政治部提出一份工作报告，由政治部发给他们生活和工作经费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这样不是很好吗?”

　　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关怀和直接干预，我们才击败了陈诚想收编、解散新安施行团的打算，保证了团体在国民党统治区获得独立自主的工作权利。周恩来——这个光辉灿烂的名字，是我们战胜一切邪恶的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