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恐怖和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与新安旅行团有过几次难忘的交往，我们相聚的时间虽不很长，但他们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初次交往

　　1936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为了编选《大众歌声》，去法租界福履理路(即现在的建国西路)仁安坊七号冼星海家，遇到了汪达之同志。他身材粗壮，穿着淡黄色短裤，白色短袖衬衫，年龄不过三十左右，额头上已有好几道饱经风霜的皱纹，从外形到谈吐，完全像一位朴实的农民。不久前我就听说新安旅行团已来到了上海，能有机会和团的领导人汪达之同志见面，由衷地感到高兴。因此，当冼星海提出他最近要随影片《壮志凌云》摄制组去河南，不能去新安旅行团教歌时，我就一口答应由我与麦新来代替。

　　那天晚上，我与汪达之同志从冼星海家里出来，经漫长的亚尔培路(即陕西南路)，又在霞飞路(即淮海路)上漫步。俩人边走边谈，回力球场(即卢湾区体育馆)的喧闹声，酒吧问的爵士音乐，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真挚的感情交流、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新安旅行团的艰苦历程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我也介绍了上海救亡运动的一些情况。谈着谈着，忘了时间已到深夜(那时我们都没有手表)，马路上的行人逐渐稀少，我们才握手告别。

　　第一次交谈，就使我对汪达之同志和他所领导的新安旅行团，产生亲切和钦佩的感情。

　　新安旅行团借住在租界的一所学校里，学校的规模不大。我们去教歌，都是从一条弄堂里的后门进去的，时间都是在学校放学以后或在星期天，唱歌是在一间简陋的小教室。汪达之同志介绍，这间教室也就是他们的卧室，晚上把课桌拼起来当床，一早起来赶快把铺盖卷起，在学生到来之前把教室打扫好。那时团员只有徐志贯，张杰、张平、张牧、黄志义、左林等十余人。年龄不大，接受能力很强，学唱歌非常认真，而且唱起来感情充沛。我们除教唱聂耳、冼星海、吕骥、任光等创作的歌曲外，一些新作如麦新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只怕不抵抗》，我作曲麦新作词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都在那里教唱，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再进行修改。因此，恰切地说，他们既是我们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和睦的大家庭

　　在参加“九一八”游行以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大家唱完歌，又在回忆那天游行的情况和议论抗日救亡的形势，你一言我一语谈得非常热烈，不知不觉天色已渐渐黑下来了。汪达之和新旅的同志们热情地留我和麦新与他们一起吃晚饭。大家从教室来到厨房，那是一座老式的灶头，不是用煤气而是用柴火烧的。当然一切都是自己动手，一大锅水烧开以后，大把的面条放下去，每人都捧着一个大粗碗围在锅台边。等着捞面条。每个碗里放上盐和酱油，滴上几滴麻油，再加一点葱花，就是上好的佳肴。汪达之同志还特别在我和麦新的碗里多放一些葱花和麻油，以示优待。厨房里虽有一张长桌和两张长凳，可谁也不愿意坐，大家都捧着碗站着吃，边吃边自由交谈。团领导汪达之和总干事徐志贯与这些小团员完全平等相待，所不同的是这两位负责人捞面条时总是排在最后。那时团里都亲切地叫我“孟大哥”，我自己也觉得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我是一个远离家乡和亲人的青年，一到新安旅行团，就像回到了亲热和睦的大家庭。这碗热腾腾的阳春面，一直使我回味无穷。

　　在为鲁迅送葬的行列里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突然病逝，惊人的噩耗使人们都沉浸在悲恸之中。中国歌曲作者协会的一批词曲作者，不约而同地来到冼星海家。周钢鸣传达了以蔡元培为主席的治丧委员会的决定，要在10月22日为鲁迅举行送葬。时间非常仓促，大家没有多讨论就立即投入挽歌的创作，许多同志彻夜不眠，把无限的悲痛化作诗歌和音符。21日经治丧委员会选定张庚、周钢呜、任钧等作词，冼星海、吕骥、任光等作曲的三首挽歌供送葬时唱，并要我们负责组织送葬队伍中的挽歌队。当时我们虽然与上海的几十个救亡歌咏团体有联系，但这些团体都是业余的，每星期只集合一次，离举行葬礼的时间只有一天，能通知到多少人不是很有把握，我们就决定以新安旅行团作为挽歌队的骨干。22日一清早，我就骑自行车将连夜赶印出来的挽歌送给汪达之同志，要他们提前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门前练唱。

　　当天中午，吕骥、麦新和我先到万国殡议馆里面瞻仰鲁迅的遗容后，就在门口等挽歌队的同志。新安旅行团到得最早，我就请他们与一些歌咏团的骨干将几千份挽歌散发给送葬的群众，同时在马路边和附近的弄堂里设立教歌站，由我和麦新分头教唱挽歌，他们帮着组织学歌的群众。

　　送葬开始了。两万多人的行列，象一条缓缓流动着的长河，沿着胶州路、静安寺路、极司非尔路、地丰路，大西路、哥伦比亚路、虹桥路，向着万国公墓流去。走在最前面的是举着“鲁迅先生殡仪”六个大字白布横额的队伍，在挽联队、花圈队、军乐队的后面，是由新安旅行团和各歌咏团体为骨干的人数众多的挽歌队。

　　大地上，无数人群在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进；天空中，太阳刚一露头又被阵阵乌云遮住，悲壮的挽歌划破长空：

　　哀悼鲁迅先生……

　　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来争生存!

　　(钢鸣配词、任光曲)

　　你的笔尖是枪尖，

　　刺透了旧中国的脸；

　　你的声音是晨钟，

　　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

　　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

　　你不曾退后，

　　擎着光芒的大旗，

　　走在新中国的前头!

　　(张庚词、吕骥曲)

　　天空中殒落了一颗巨星，

　　黑暗中熄灭了一盏明灯。

　　伟大的死者啊!

　　你的名字已经变成后来者的路标!

　　(任钧词、星海曲)

　　队伍经过虹桥路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门前，有几个手持上着刺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那里站岗，虹桥路两傍布满着荷枪实弹的国民党警察。大家见此情景，不由得怒火万丈!我与新安旅行团的同志就高举拳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接着队伍里又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雄伟的歌声，像醒人的春雷。送葬的队伍肩并着肩，手挽着手，顿时变成一支勇往直前的铁流。马路两旁的群众，有的跟着高唱救亡歌曲，有的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我们的队伍。那些原来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看到中国人民气壮山河的威力，不得不把岗哨撤进“同文书院”的院子里。

　　4时许，队伍走进了万国公墓的大门，挽歌队聚集在墓坑周围。在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内山完造等致词后，复盖着“民族魂”大旗的鲁迅先生的灵柩，缓缓地安放入墓穴。我与新安旅行团及挽歌队又唱着：

　　你安息吧!导师，

　　我们会踏着你的路向前。

　　那一天就要到来，

　　我们会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

　　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

　　挽歌的最后一段《安息歌》，由曲作者吕骥亲自领唱，我们合唱。

　　无限深情的歌声，使在场的人们流下了滴滴热泪。

　　北秦庄突围

　　1941年7月，日寇对盐阜地区进行疯狂的扫荡。由刘少奇兼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随新四军军部撤退到湖垛附近。7月20日左右，敌人从西路兴化又来进犯。新四军宣传部部长钱俊瑞来鲁艺传达军部指示：情况紧急，要立即进行疏散。年老体弱的同志和文学系、美术系大部与院部编为一大队，留下随军部一起行动；戏剧系、音乐系大部分师生和普通班二百余人为二大队，由我与丘东平、许晴负责，向敌人侧后方转移。

　　7月23日下午5时，鲁艺二大队在陶家舍打谷场上集合，正准葛备出发的时候，新安旅行团的负责人张平、张杰、张牧和左林随着军部派来领路的刘参谋匆匆来到队前。刘参谋向我介绍，他们是到军部汇报工作的，因敌人进攻已无法归队，军首长指示，要他们和鲁艺二大队一起行动。

　　张平等四人都是我在上海就认识的“老新旅”。1937年2月初，他们与吕骥同志等乘船离开上海去华北时，我曾到外滩送行，并送给他们二百本《大众歌声》；1938年保卫大武汉时又在中山公园匆匆见过一面，张平拉着我教唱新作《守住我们的田地》。今天，突然在战地重逢，心里真感到无比的喜悦，但情况紧急不允许多谈，我只能与他们紧紧地握手。他们就随着由戏剧系主任许晴带领的一中队出发。

　　那是一次黑夜行军，加之雨后小路泥泞，又是河沟交错，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小沟或稻田。抵达北秦庄时已过半夜，大家又饥又渴，非常疲劳，有的摔得像个泥娃娃。打前站的同志已烧好了洗脚水和稀饭，各班分头领稻草打地铺好好休息一下。我和丘东平、许睛在秦家祠堂的搁楼上听取各中队的汇报。我特别问到张平等四位同志的情况，中队长张炳炎说，他们表现都很好，行军途中还帮助女同学背背包，张平一路拉肚子，听说是患了痢疾，他还是坚持着没有掉队，真是好样的。听完汇报，我要卫生员给他送药，可卫生员回答没有治痢疾的药，只能待天亮后从老乡那里找些大蒜给他吃。

　　我们刚躺下不久，天已有些黎明。在村外站岗的同学来报告西北方向有敌人汽船的声音，我们就集合队伍向东南撤退。不料队伍刚出庄，突然遭到一大批敌伪军的包围袭击，张平、张杰和丘东平等二十余位同志宁死不屈，英勇牺牲。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献身的英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当我1987年10月去北秦庄恁吊当年张平、张杰及丘东平、许晴等同志牺牲的遗址时，附近公路旁已矗立着高大的纪念碑。真是“悠悠岁月东流去，巍巍丰碑留人间!”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

　　战地“亲家”

　　1941年7月反“扫荡”结束后，刘少奇与陈毅同志决定将鲁艺师生改组为两个鲁艺工作团，以适应艰苦的战斗环境。一个由何士德同志负责留在军部，一个由我负责去三师。

　　三师鲁艺工作团经常在三师的防地阜宁、阜东、涟水、涟东一带活动。新安旅行团也在这些地方做少年儿童工作，有时双方的驻地离得很近。汪达之与团里年龄较大的聂启坤、岳荣烈、孔方等同志常找我谈心，我们也常向他们提供一些文艺资料。孔方同志热爱戏剧，看了三师鲁工团演出的《冀东起义》等话剧后，几次找我要求到鲁艺工作团来工作，我怕对新安旅行团会产生不良影响(当时有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同志不大安心)，一直没有同意。后来是经过团委讨论和汪达之同志的介绍，我们才接受。孔方在戏剧方面很有才能，鲁工团演出的《带枪的人》、《人牛太平》、《一个打十个》等剧中，都担任了比较重要的脚色。他篮球也打得很好，在师部直属单位的运动会上，成为鲁工团篮球队的主力。孔方经常往来于新旅和鲁工团之间，使两团的关系更加密切。

　　1942年，三师七旅在佃湖打了个大胜仗。我们为劳军演出排演《一个打十个》，剧中有一个小女孩的脚色找不到合适的人，孔方就建议由新旅的陈伟来扮演，结果陈伟演得很出色。以后，我们凡是要演此剧或演其他剧中需要少年儿童演员时，就派人带着马匹去新旅借兵，他们总是热情支持的。新旅在敌情紧张时有时突然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也尽可能给予帮助。

　　1942年冬，我随军部离开苏北，以后又去延安，与新安旅行团的同志隔断了联系。1948年，我住在被敌机轰炸后的石家庄正太饭店，汪达之同志突然来访，他乡遇知友，分外高兴。我留他一起吃饭叙旧，回忆过去，瞻望未来，心情非常激动。我们一致认为，在苏北时新安旅行团与鲁工作团的关系，真可称之谓“战地亲家”。

　　岁月流逝，从1936年与新安旅行团初次交往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令人无限怀念的汪达之、张平、张杰、岳荣烈、孔方(解放后任辽宁省话剧团团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等同志，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是，新安旅行团的革命精神，在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将会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