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我在上海接到欧阳予倩从香港来信，他恳切地邀我同赴广西工作。同时，从南京迁往四川江安县的国立剧专亦在邀我前去教课。上海孤岛绝不是我长久呆下去的地方。不久，我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上海，到了香港。

　　9月初，欧阳予倩接到广西当局的正式邀请，要他速去桂林筹建省立艺术馆。我随同他到达桂林。那时，从敌伪沦陷区逃亡出来的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来到桂林，他们在各种救亡组织和爱国团体中间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思想十分活跃。桂林成为传播进步文化艺术的著名城市。当时，在这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新安旅行团，就是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由青少年组织起来的救亡团体之一。

　　桂林——这座崭新的文化城市，由于它蓬勃地开展了救亡宣传活动，对大后方的影响很大，名噪一时。因此，它也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狂轰滥炸的目标。到了1940年6月，桂林艺杏馆的工作还不能顺利开展，我便接受了新安旅行团的邀请，为他们教舞和排练节目。当时，这个团体才从大西北经武汉、长沙辗转来到桂林不久，他们只有五十多人，最大的年龄二十多岁，最小的仅九岁，大多数是十三岁到十五岁的男女青少年。他们住在距离桂林市区有十五里远的郊区，住的地方是经他们亲手用竹子和松树皮捆扎起来的热带式的房子，连家具也是用竹子做的。他们在房子的周围，种上了各样蔬菜，每天两稀一干。他们脚上穿的是草鞋，头上戴的是斗笠。当我第一次去，见到他们的领导人(也就是带领他们的老师)汪达之的时候，我从这位青年的身上，见到了一种坚毅不拔的精神。他为了保护这一群孩子的安全，并且一边对他们不断灌输生活实践的教育，一边率领他们面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一直与孩子们朝夕一起，共同生活。我被他们这种生活教育，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的行动所感动!那时，支持新安旅行团的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新安旅行团的青少年和儿童们也都受过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熏陶。他的著名诗篇“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的精神，强烈地吸引着这群孩子，铭刻在他们的心灵之中。他们的这些行动，同样地也教育了我，使我对开辟新舞蹈运动工作受到启示。所以，当他们来找我去教舞和排练节目时，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我开始答应他们一个星期去教课两次，每次教三小时，后来增加为三次。每次来回步行三十里，一个星期去三次，实际上就是三天。我是不辞劳苦地、认真地去为他们教舞的。在排练节目时，我就住在团内同他们一起生活，感到非常愉快。

　　我记得在第一次给他们讲课时，首先要他们了解为什么要学习基本训练?不学习基本训练，就不知道自己身体上各关节、各部位之间的关系；不知道这些关系，就不会懂得怎样使用身体上的各部位，这是学习上最重要的课题。我还讲了身体活动和内心活动的关系，解决内心和外形的统一。如果心灵上不能解放，人的身体便会受到很大拘束，身体一受拘束，四肢就会陷入手足无措的窘况，以至妨碍自己在舞蹈表演时的动作和姿态的运用自如。学习基本训练，就是为了要了解以上两个关系，达到以上两个目的。动作的学习，基本功的练习，都是围绕着以上两个目的去进行的。我一面讲，一面举例说明。这样的学习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对天才儿童的培养方法，把基本训练上最核心的方面，首先告诉学生，让学生们自由讨论，这是帮助学生锻炼思维活动的一种创造性劳动。

　　当时，在我讲课的时候，我看见十三岁以上的青少年都在记笔记，心里很高兴。我告诉他们要以学懂为主。以后，我除了讲课外，还经常向他们进行测验，了解他们究竟理会我的意图没有?我感到奇怪，这些少年当时怎么会很快就懂得了我的意思!陶行知先生的“手脑并用”的教学方法，我是从他们的学习中见到了成效。当我教了两个星期以后，我发现有一位十八岁的女团员，名叫岳荣烈，她不但懂得了我的意思，而且还在学习基本技术时，能够很快地掌握我的理论核心。她在学习上进步很快，一个月后，我讲授的内容，不仅学一样懂一样，而且可以掌握推理，举一反三。我在新安旅行团的一个

　　月教课期间，发现了这样一位具有舞蹈素质的天才。后来，我还发现她在戏剧表演上，也具有非凡的才能。一个半月以后，当我决定要给他们排练歌舞时，舞蹈基本训练工作便由她代理；在排练节目时，她又是我的最好的助手。她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位舞蹈天才。

　　在基本训练进行到一个半月以后，就开始了《春的消息》和《虎爷》的排练。过去，我喜爱俄国盲人作家爱罗先珂的童话作品，他的那篇《桃色的云》给了我丰富的想象。1939年秋，我曾在上海与作曲家陈歌辛合作构思过《春的消息》的歌舞台本和音乐。有一天，我将这个台本谈给他们全体团员听了，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适合抗战中儿童们的表演。我就为他们中间十二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排了这一个歌舞。它是由三首曲子组成的：第一首《冬》，第二首《布谷鸟飞来了》，第三首《前进吧，苦难的孩子》。在《冬》里，表现在一个寒冷季节，孩子们在大自然的风雪冰封中过着苦难的日子，大家在饥寒交迫下，肩靠肩的紧紧的缩成一团，度着严寒的冬天。在《布谷鸟飞来了》里，鸟儿唱起“布谷”的歌声，冰雪消融，大自然苏醒了，和暖的春风吹拂着孩子们的面庞，大家随着布谷鸟的歌声，开始活动起来了。在《前进吧，苦难的孩子们》里，给予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孩子们以安慰和鼓舞，这个节目，是适合儿童的歌舞。在为他们排练的过程中，使这一群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他们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一次团内的晚会上，大家一起歌唱，一起舞蹈，成为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儿童歌舞节目。但是，这个节目只能表演百分钟，不够一个晚会，需要再排一个舞剧，正式对外公演，还可以为团里增加一些经济收入，帮助这个团体解决一点物质上的困难。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国民党反动派对内进行反共磨擦、制造分裂，对外进行卖国求荣的勾当。舞剧选择了坚持抗战、围结抗日的主题。当时，我从报上读到很多关于沦陷区内军民抗日的新闻报道，决定选择“虎爷”这一个故事来构思舞剧。

　　“虎爷”原名赵福，生于虎年，是某一个沦陷区内的大地主。他依仗女婿在省里当官的权势，压迫当地人民。他有两个儿子，大儿赵德光，很早就加入了国民党，当上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参谋，成了“虎爷”的继承人。当日本军队侵略我国后，“虎爷”所在的农村，也成了沦陷区，他只能携带着妻子和亲信，逃到大后方躲藏起来，四处打听大儿子赵德光的下落。而二儿子赵德兴受到其他爱国青年的影响，不愿跟随“虎爷”逃走，就地参加了沦陷区的游击队。他和当地的群众一起，向日寇开展了游击战。经过了艰苦的岁月，最后，人民武装大反攻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农民们重建家园，唱着建设新中国的进行曲。这个舞剧分为四幕：第一幕《旧的生活》；第二幕《旧的毁灭》；第三幕《新的在孕育中》；第四幕《新的实现》。全剧约一百分钟。作曲家刘式昕为这个舞剧赶写了音乐。

　　1940年10月中旬，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演出了《春的消息》和《虎爷》这两个节目，观众对他们这次演出的评价是很好的。孩子们从学习基本训练到演出，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就能够收到这样良好的效果，使他们增强了学习现代舞蹈的信心。现在回忆起来，新旅的青少年们，在排练过程中，那种艰苦不屈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有些舞台构图，我让他们根据内容，采取群众讨论的办法，由他们自己考虑解决，发挥他们学习陶行知先生“手脑并用”的精神，因此排练的进展很快。有时，他们将一场舞的动作整理出来给我看，我将他们做得好的地方，指点他们如何做得更好，对他们设计错了的地方，帮助他们纠正过来。在这一段排练时间，我几乎是天天清早去，晚间回，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我和他们心连着心，有着同舟共济的精神。在这些艺术活动中，岳荣烈和陈明两位小女同志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使在桂林的这次公演能够胜利完成。我从这一群孩子们的身上，瞧见新舞蹈幼苗已在茁壮成长了。他们的这些行动，也给了我无限的安慰和勇气。

　　新旅在桂林演出后，我又接受了湖南抗敌剧团的邀请，到长沙去教课和演出。我离开新旅这一群可爱的青少年后，时刻惦记着他们。三年以后，我在遥远的地方，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他们已经在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由于国统区政治形势日渐恶化，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转移到苏北敌后新四军根据地。又听说岳荣烈姑娘在一次对敌的战斗中得病逝世了，一位年轻的舞蹈天才在星空殒落了!她对中国新舞蹈运动做出过贡献，我们不要忘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