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牟永春同志的建议，新安旅行团团务干事会决定，马上从平凉到兰州去，尽快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取得联系。

　　从平凉到兰州，如果坐马车要走十多天，要经过有很多凶悍土匪的六盘山区华家岭，很不安全。当时平凉有几辆从兰州来的军用卡车，我们同驾驶员再三商量，他们才同意带两个人到兰州去。汪达之先生决定和牟永春两人先去，想办法得到省方帮助解决汽车问题，并联系到兰州后的住地。

　　汪先生和牟永春一到兰州，便去拜访了《民国日报》和甘肃省民众教育馆，受到了他们的欢迎。民教馆馆长不仅欢迎我们借住在他们那里，而且积极协助汪先生见到了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丁秘书长。这位赞成抗日的丁秘书长又热诚介绍汪先生见到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朱绍良表示非常欢迎新安旅行团到兰州来，并到他的第八战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去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当即派一辆军用卡车到平凉去接新旅。

　　我们到达兰州后，受到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负责同志谢觉哉、伍修权(当时用名吴寿泉)同志的亲切接见。他们向我们讲了全国抗战形势和党在国民党地区的工作任务；谢老还特别让我们去听他做的题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党的高级领导同志的讲话与报告，使得我们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了，坚持抗战必将胜利的信心也更加增强了。

　　伍修权同志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全，告诫我们说，兰州的特务多，要时时提高警惕，不在必要时少到办事处来。因此，我们有事去办事处请示时，常常都是在天黑之后去，那时兰州街头十分昏暗，路上电灯还没有油灯亮，这倒给了我们不少方便。

　　1938年4月底，朱绍良在省政府礼堂为苏联援华人员举行招待会，特地邀请我们新旅出席。我们演出了许多节目，还表演了刚学会的苏联舞蹈，苏方人员非常感动，纷纷上台唱歌、跳舞。最后，苏方人员还放映了影片《夏伯阳》。

　　在我们离开兰州的前夕，谢老特为我们题了词：“以艺术武装你们的手口，以理论武装你们的头脑，从工作中锻炼你们成为铁的战士。这是革命前辈对新旅的殷切期望与勉励，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然后再奔赴抗日前线，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我们把这个主意同汪达之先生商议，他认为新旅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是否到延安去还是到大后方去开展工作，这样的大事必须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领导人林伯渠同志商量，请他帮助作出决策。

　　林老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说：“近二年来，你们在国民党地区已经有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继续工作的有利条件。那里非常需要你们去宣传抗日，延安和边区已有那么爹先进青年在那里工作，所以就不十分需要你们去了。你们可以派几个人到延安去学习，全团还是到武汉去，周恩来同志在那里，你们叫以到那里去发挥更大的作用。”林老的谈话，帮助我们认请了大局，思想完全通了。团务干事会决定先派朱金山、程昌林(凌则之)、张翼天司志到延安学习。牟永春、苏纯俊同志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也和我握手告别了。

　　6月底，去武汉的火车通行了。新旅乘上了一节闷罐车厢，冲过日军炮年炮火对潼关的封锁，向着武汉急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