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新旅在南京的时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党员王洞若同志曾介绍了一位革命烈士之子、上海人张杰参加了薪旅。新旅到上海以后，经晓庄师范同学及读书生活出版社李公朴等同志的推荐，又吸收了张平、童常和我三人参加新旅，团体的队伍较前壮大。

　　1936年7月，新旅第一次到上海，陶行知先生已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出防欧美。在丁华、王洞若等同志安排组织下，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参观、访问和学习活动。

　　我们在上海的参观活动，大多由陶先生的好友黄警顽先生为我们联系安排。他社会交游极广，待人非常热心，大家称赞他为：“交际博士”。我们先后参观了商务印书馆、时事新报馆、申新纱厂、康元制罐厂、冠生园食品厂等。蔡楚生先生请我们看他的新片《迷途的羔羊》，并带我们参观了联华电影公司。我们与许多学校取得联系，去放电影、唱歌、开座谈会，和他们交流开展。“国难教育的经验”。我们还去亚美无线电台播音，到百代公司录音灌制救亡歌曲唱片。

　　参观了许多工厂以后，使我们明白了先进的工业生产对国计民生的重大作用；初步知道了民族资本怎样在帝国主义列强资本的垄断压抑下挣扎奋斗；也看到了工厂企业中工人的紧张劳动与他们的贫苦生活情景。这些集中的参观活动，既使我们大开了眼界，也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在上海，我们也进行了内容广泛而丰富的学习。在“国难教育社”王洞若等同志的安排下，李公朴、骆耕漠、孙冶方、张铁生、刘群都分别给我们作过政治、经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一位穿长衫瘦个子的。“王先生”和我们住在一起，给我们连续讲了两个星期的《大众哲学》，组织我们辩论“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冼星海和盛家伦两位音乐家每星期都来教我们唱歌，冼先生新创作的《救国军歌》，就是一面教我们试唱一面修改以后再定稿的。他发现我的识谱视唱能力很强，拿起新歌就能唱，就要我和徐志贯两人定期到他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家中教授指挥，打拍子，把我培养成新旅主要的歌咏骨干。

　　我们还每周到环龙路(今雁荡路)一个学校的礼堂里，参加有几百人的歌咏骨干培训活动，吕骥、周巍峙、麦新、孟波等音乐家，都在那里轮流教唱救亡歌曲。雄壮激越的歌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救亡进行曲》、《自由神》、《打回老家去》等许多歌曲，虽然过了几十年以后，至今我仍能一字不差的唱得出来。那时上海的救亡歌咏活动非常活跃，就是这些歌咏骨干唱会以后，再分别到工厂、学校、店员俱乐部去教会更多的群众唱歌，歌咏活动成了群众救亡运动的重要内容。游行示威的时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听到歌声号召，一唱百和，游行队伍就迅速排列组织起来了。

　　我们还请洪深先生给我们讲怎样表演，他边讲边做示范动作，不知是“进入角色”感情真挚的缘故，还是高度近视看不清楚，他一个手势竟把桌上的茶杯打翻在地，把我们几个小团员都吓了一跳。他讲过几次以后，就由张庚先生给我们导演，排了一出独幕儿童剧《炮火中的儿童》。那时，新旅团员只有男的没有女的，剧中一个小女孩的角色就挑选比较秀气的张牧来担任。

　　那时正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上海的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任救国会的领导下，我们参加了三次反日大游行。一次是抵制日货，反对走私的大游行，冼星海还专门创作了一首反对走私的歌曲《可是我问你》。一次是纪念“九一八”五周年的大游行。警察冲散了我们的队伍，徐志贯又带着我们穿过弄堂到另一条马路上继续游行。还有一次就是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出殡大游行。

　　1936年10月22日，各界群众一批一批来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群众越来越多，马路上都挤满了人群。周巍峙、麦新、孟波等音乐工作者，有的立在凳上，有的跳上居民的窗台，打着拍子教大家唱挽歌。这是用《打回老家去》曲调改编的，很容易学，一唱就会了。出殡的队伍由一幅鲁迅先生的巨幅画像作先导，随后是灵车。灵柩上覆盖了一块红绸，上面绣了“民族魂”三个大字，宋庆龄、沈钧儒先生，还有几位救国会的领导人搀扶着许广平护灵、许多人举着花圈、挽联，我们新旅担任了挽歌队。参加送葬的工人、店员、学生、教师及各界群众有几千人，排成了一里多长的队伍，从静安寺、法租界，一直到虹桥公墓，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边行进，一边唱着沉痛的哀歌。反动当局对这支送葬队伍十分害怕，出动了大批巡捕警察，骑着高头大马，企图阻拦、破坏队伍前进。愤怒的群众就把悲痛化为力量，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用雄壮有力的战歌既为鲁迅送葬，也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愤怒和抗议。他们慑于群众团结的威力，也慑于鲁迅先生的崇高威望，不敢靠近队伍，只好“护送”我们过去。这次群众性的殡仪队伍就成了上海人民救亡运动史上一次特殊的示威大游行。

　　新安旅行团在上海，先是住在胶州路愚园路口的民光中学，后来搬到巨籁达路近慕尔鸣路(即现巨鹿路、茂名路)的有英小学，三个多月紧张的学习和战斗，极大的充实了我们的力量。这时爆发了绥远抗战，按照地下党的指示，新安旅行团决定到沪杭铁路沿线城镇农村去深入开展援绥抗日的宣传活动。

　　1936年底，新安旅行团到了杭州，受到科学家竺可桢的招待欢迎。他把我们接到他担任校长的浙江大学住下，并免费招待我们伙食。他见我们年少志高，接见我们的时候就愉快地给我们题写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八个大字留作纪念，这是鼓励我们要自强不息，永远奋发前进。

　　我们在杭州，正计划要沿着浙赣铁路去宣传，忽然接到上海国难教育社张宗麟同志的来信，要我们折返上海担负一个重大而光荣的任务。新安旅行团就在1937年1月第二次来到上海，住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源和里一所工人子弟小学里。张宗麟、王洞若两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任务。他们说，绥远的傅作义领导三十五军英勇的打退了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王英、李守信的进攻，打了大胜仗，收复了百灵庙，红格尔图等重要据点，全国人民都扬眉吐气，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晌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扩大援绥运动，决定组织一个“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去慰劳傅作义将军和绥远抗战的军民。现在，党把这个重大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新安旅行团，要我们代表上海文化界。由著名人民音乐家吕骥同志为团长，新旅的顾问汪达之为副团长，带领我们去绥远抗日前线慰劳。听了这个报告，每个人都十分激动，因为在半个月前，我们已有三个团员和著名电影明星陈波儿等组成了“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去绥远了，现在我们又能代表上海文化界(报纸、杂志、音乐、戏曲、电影)全体北上劳军，怎么能不激动万分呢?

　　文化界救国会已经给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制好了献给傅作义将军的锦旗和银盾，筹集了防毒面具等许多慰劳品，还制了一套前方军民英勇杀敌的幻灯片和寓意团结抗日的最新电影故事片《小五义》。还为我们每人制作了棉衣以抵御塞外严寒。

　　1937年2月3日，我们肩负着上海人民的重托和期望，乘轮船离开上海，奔赴绥远，奔赴燃烧着抗日烽火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