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上海“5·20"学生运动追忆 　　

在革命熔炉江淮大学里 　　

　　1942年11月，我在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读一年级。有一天，中学同班的一位地下党员忽然来找我，说日本鬼子派人搜查了我们学校，从我们办的刊物《晨钟》上发现了我们两个办刊负责人的名字，并作为黑名单抄去了，我们要立刻撤退去淮南抗日根据地。当时，母亲已开始咯血，但仍强忍悲痛说：“既然在上海我没有力量使你幸福，那么你就去找自己的光明前途吧!”她变卖了衣服，为我准备路费。那年，我17岁。

　　同行的有其他学校的两位女同学。我们第一次离开家乡，经受了日军关卡的搜身和盘查，终于到了淮南路东根据地，进入了新四军的江淮大学，投入了党的怀抱。

　　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到的东西，使我一生受益。一是听了许多报告，如：罗炳辉讲长征，钱俊瑞谈皖南事变，汪道涵讲党的土地政策，潘汉年去延安路过时讲国际形势；特别是陈毅同志在农历除夕特地来与同学们一起席地而坐围炉过年，娓娓而谈国际国内形势与青年责任，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历程。二是学习了延安整风的22个文件，着重学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等3篇文章，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使我们从本质上认识中国共产党。三是实地看到了根据地人民的伟大力量。我们参加了“路东八县总农抗代表大会”，看到广大农民参军支前、准备春耕大生产等的高涨热情；参观了农民掷豆子选举“三三制”民主政府的实酒况；特别是两次到边区嘉山和马坝打“埋伏”，与农民同吃同住，从而体会到在他们身上有着许多我们没有的优秀品质。

　　刚过1942年元旦，一天傍晚，学生会干部沈曾华(未公开身份的学生党支部委员)找我谈话，问我对共产党怎么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怎么认识，愿不愿意参加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当时我觉得很突然，我认为共产党员是高不可攀的，我惊喜交集地表示当然愿意，但是我不够格。他给我讲了党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特别使我铭记于心的是，他说：“革命是分阶段署的，当前的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然后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更高的目标才是世界大同，进入共产主义。这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我们入党不是享福，要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也有可能第一步目标还没有实现就牺牲了，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然后，他说梅益同志(当时江淮大学未公开身要份的党组织负责人)布置，现在就要出发去边区洪泽湖边的马坝，回来后要交一份申请入党的报告。

　　农历除夕那天接到通知要从马坝一天走180里路到学校的新要址——河头。我们摸黑走到河头，已是晚间10点钟，我们的校址在一座大庙里。陈毅同志特地来和同学们一起过年，他正坐在要大殿中央讲话，神情既严肃又亲切，同学们围住他，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蹲在他膝前听他娓娓而谈。

　　那时，男女同学分别住在两个大殿中。因为当时党员身份没有公开，在集体生活里，白天要秘密写入党报告是很困难的，我只能利用晚上，当大家睡熟以后悄悄起来写，但是到哪里去呢?恰巧那时与我们合住的路东地区卫生学校，在前廊一问小屋里，陈放着一具用于解剖的尸体，那里没有人敢进去。我就选了这个地方，搬了一条长凳，把搁尸体的木板一头当作桌子，点一盏油灯独自写了起来。这具尸体全身焦黑，散发出浓重的“福尔马林，气息。但是申请入党使我热血沸腾，什么都不怕，用两个晚上写完了这个报告。

　　1943年2月20日清晨，沈曾华带着我和另一位申请入党的女同学出发去大、小王庄——当时淮南路东区党委机关的所在地。我们找到了区党委组织部长桂蓬同志，他是一位瘦削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他看了我们的报告，吃过午饭找我们谈话，他详细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和入党动机后，谈了很多话。其中使我触动最大至今不忘的是他说：“不要以为入了党就什么都好了，这只是一个学习和改造的开始。我们许多人都是从旧社会里过来的，身上都沾染上这样那样的旧习气。”他指着我说：“就像你虽然还小，是城市贫穷的小资产阶级出身，但头脑里或多或少也会有旧的思想。入党后不但要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同自己头脑里的敌人作斗争。有的人要许多年，有的人却要终身呢!”当时，我对这段话并未完全理解，还洋洋自得地以为人党就脱胎换骨了，直到以后每犯错误时才想到这话是何等重要和深刻。

做地下党员就要准备牺牲 　　

　　在日寇准备发起对根据地大“扫荡”时，我被组织上派到上海。回上海后，给我当头一棒的就是：我的哥哥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他是在去昆明投奔交通银行途中，偷渡杭州钱塘江时被日寇机枪扫射中弹而死的。

　　不久，我接上了上海地下党的关系，第一个来联系我的上级领导是龚兆源(他后来成为我的丈夫)。当时他是沪江大学的地下党员，只差几个月就大学毕业，因为暴露，本要撤退去根据地，但因大“扫荡”交通断了，党组织布置他回老家江苏昆山，通过合法关系找些职业岗位，安排已暴露的同志去打埋伏。我和几位江淮大学的党员、积极分子以及在上海暴露的同志都撤退到那里。通过大家的埋头苦干，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的群众工作，打开了局面。到抗战胜利前夕，在这个没有地下党的空白地区，发展了30多位党员，分布在昆山、太仓、黄渡、安亭、青浦各地。

　　抗战胜利后，我们立即被党组织召回上海，参加上海学委领导下的工作。根据党的工作需要，我先后担任过全市性的学生团体、学生报刊等党组工作，以后又调学委系统女中区任区委委员和书记。1949年1月，因为迎接解放，按地区建立组织，我又被调任中共上海新成区委书记。在这一系列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作为地下党员，不论在哪个岗位上，特别重要的是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并为此要作出自我牺牲，必须甘贫穷、忍饥饿、耐寂寞、舍亲情和忘生死。这是基于对革命事业和党的忠诚的自觉行动。同时，越是纪律严明，党员同志之间和组织与党员之间，就越是互相关心、体贴、爱护，体现一种真挚友爱与温暖。现在回忆起来都令人神往。

　　在地下党工作的7年时间中，我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没有回家探亲，甚至在1944年母亲孤独地去世时，我都不能回去见她最后一面。我当时寄住在亲戚家中，虽然在我饿着肚子奔走了一天，回家怕引人疑惑，空腹挨饿是常事。因为长期挨饿，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只有5磅重，被人戏称为“五磅热水瓶”。即使这样，产后刚满月恢复工作，只能把她送到附近里弄“托儿所”去。一个星期后去探望，只见她已经垂危，我们夫妻和另一位同志抱她去看病，医生说是饿成这样的，要付30万元(相当于解放初期的30元)输血救命。可是我们3人口袋中的钱凑起来都不足此数，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个幼小无助的生命，忍受了人间的残酷。1947年“5·20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中，我一天要从胶州路步行到吴淞路，沿途了解我所联系的5个学校支部发动罢课的情况，那时已怀5个月身孕的我，行走时频频觉得腹中胎儿下坠、出血，出现流产的征兆，才被迫停止了工作。1948年我们区里一位教师党员被捕，我一面带着孩子仓促转移，一方面连夜布置了这个学校支部发动群众进行宣传抗议的斗争。1949年正当我调去地区区委工作时，不幸染上急性肝炎，卧床不到一个月，脸上、眼睛的黄疸还未褪，只得沿街扶着墙壁，走去开第一次区委会，以后留下了慢性肝炎的病根。

　　为了党的事业，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那时是很普遍的事。许多同志之所以能够以百倍的勇旨，面对敌人的屠刀，是基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著追求，基于伟大的党给予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一个普通的人也会变得无私无畏了。

奉献是幸福的

　　回眸往事，1947年如火如荼的“5·20'’学生运动过去50年了。当年摧毁旧世界的青年们早已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各条战线上成熟的组织者和建设者，正在迎来又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我的儿子今年也50岁了，见到他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个壮实的中年人，在50年前他的小生命几乎夭折。

　　当时，我是上海地下党学委系统的女中分区委书记，从1946年暑假开始，领导上陆续交给我的任务是：联系5个女子中学支部、共7条线的党员。5个学校是南屏、爱国、爱群3所女子中学，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和新陆师范学校。因为爱国和爱群两校都有高三毕业班的党员，为贯彻保密原则，需要单独编组，这就形成我必需联系的7条线。

　　1947年5月，在上海各大学中开展了具有革命传统的红五月宣传活动。就在这时，发生了“5·20”南京反动政府屠杀学生的惨案，上海学生群情激愤，奋起声援。上海地下党学委顺应形势的发展和群众的要求，及时组织群众，发动5月23日至24日的全市大中学校总罢课。我们女中系统也决定在这两天中根据各校的不同情况和力量对比，采取全校罢课、部分班级罢课、校内宣传、外出宣传或参加大学的活动等多种形式来开展斗争。

　　女中区委领导施惠珍同志，极快地向我们分区委作了传达部署，并且带来《5·20惨案真相》和《告全国同学书》等宣传材料。5月21日、22日我就分头同5个支部及其它两条线的同志分析研究了各校开展斗争的方案和方法，并约定23日一天中，先后和她们在学校附近预定地点碰头，以便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不巧的是，我当时已经怀孕5个月，两天奔走下来，非常疲劳，但却无法抑制临战前的兴奋和激动。

　　23日清晨，按预定计划，我从北京西路泰兴路住所出发，步行到胶州路胶州公园，同南屏女中支部书记陈素素见面。那时很穷，连电车也坐不起，全靠两条腿走路。得知南屏罢课顺利，因为有几位功课好、能力强的党员和一批积极分子，不但高中已经罢课，并且发动了初中同时罢课，我非常高兴。接着走到南阳路南阳公园，和爱国女中高三党员王心静碰头。爱国女中虽然党员少，基础相对较弱，校方也比较顽固，但在党员所在的班级罢了课，正在向其它班级宣传，符合预期的要求。于是我就走向第三站爱多亚路(延安中路)成都路口去看爱群女中支书张凤宝同志。那时已近中午，阳光灿烂，正是初夏季节，走着走着我全身出汗，头有点发晕。更糟糕的是腹中的小生命渐渐下坠，开始下坠的时间相隔还长，随后就越来越短，腰酸腹胀，不得不走几步，停下歇一回，待好点了，再向前起步，好容易走到约定地点，张凤宝已经等在那里。她告诉我今天为对付校方的压力，采取斗智的办法，由两位党员分头等待在来校的必经之路上，动员了多数同学到交大参加集会，她留在校内应付校方。几位年轻同志，这么机智勇敢，真使我感到高兴，顿时忘记了一切病痛。还是张凤宝细心，她问我吃过饭没有?当她得知我还没吃饭，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塞进我口袋。多亏靠了这包花生，支持我度过了这忙碌的一天。那时我没有钱在外边吃饭，就一路吃着花生，走向虹口吴淞路救火会门前，去看师专的支书童月秋同志。师专坐落在武进路上，毗邻新陆师范，事先我请童月秋协助我联系了解新陆师范的情况。从威海路到虹口，路途更长，天气更热了，我腰腹酸痛的感觉越来越频繁，有时只能靠在路边墙上，几乎迈不开步，只是凭着一股勇气走到了目的地。童月秋告诉我，他们在校内展开了有力的宣传，得到广泛的响应，效果很好，同时也初步了解校内某些国民党、三青团分子的表现和动向。新陆师范有100多人参加了宣传，学校处于半罢课状态。我们谈完，已到傍晚，童月秋送我上电车回家，已是万家灯火了。

　　24日早晨，我继续出去了解工作进展情况。但是走不多远，发现下腹胀痛出血了，只得走到北京西路宏仁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医生说产门已经开了一线，恐怕就会流产，要我立即住院。我心里焦急异常，因为如果组织忽然找不到我，学校的党员等不到我，不知会引起什么后果，何况我确实没有住院的钱，于是再三请求医生让我回家。医生无奈，给我打了安胎的针，并嘱咐回家后要绝对卧床，否则会有危险。

　　我回去后迅速与组织取得了联系。施惠珍安排诸泳芬替我。联系南屏，樊雯联系爱群，童月秋参加分区委联系师专、新陆和爱国。为了不使我脱离形势，每次分区委开会就挤在我那7平方米的斗室里，围坐在我的床边。同志们都希望我保住这个“革命的后代”，因为1946年初，我的第一个孩子刚满月，就因自己无暇抚养饥饿而死。严家裕学医，就从医院里取药给我用，樊雯学目过护理，每天工作得再晚也赶来给我打针，诸泳芬、童月秋经常带点食品给我增加营养。到了那年10月，我生下儿子后，吴学谦同志弄来代乳制品，老战友周琦送来毛线，童月秋给孩子织毛衣裤，诸泳芬在冰冷的水里帮我洗尿布，严家裕经常来给婴儿洗澡。这个孩子可以说是在同志们众手扶持下长大的，现在他已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有了自己的事业和追求。

　　50年来，每当回首往事，总是满怀豪情地为人民力量的伟大，为我党决策的英明，为那批年仅十七八岁的女中同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而自豪，也为自己能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欣慰。对自己当时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后怕。我想，在那个年月里，无论换了哪位同志，都会义无反顾地这么做的。尤其念及当年同|志问相濡以沫的深情，一种温暖感立即盈溢胸膛，自首难忘。一个人能够为理想、为事业、为祖国、为人民而奉献自己，才会感到一生是过得那么充实，那么美好!虽然奉献会带来一些暂时的痛苦或损失，但这才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是用任何金钱、权势都换不来的。

　　所以，奉献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