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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波从石库门里发出
      作者:姚守懿      日期:2006-12-25 13:20:41      

奉命从前线潜回上海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9月初,我随新四军某部从淮南出发,经过三河,向东进人江苏省。我军攻克了宝应、淮阴、淮安等城。我正在新四军军卫生部后方医院抢救伤员,领导突然把我叫去,向我宣布了两件事:一、我已被批准入党;二、调我回上海工作,立即出发。说实在的,我很不愿意离开部队,前线需要我。可是,军令如山倒,我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和前来接应的同志一起乘船南下到达瓜洲,准备过江到镇江,搭乘东行的京沪列车。当时京沪线上是人山人海,一片混乱,镇江火车站塞得满满蚕的,买票困难,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连车顶也趴着人。票价涨了好几倍,我们身上的钱不够,只好买了两张从镇江到无锡的车票上了车。车厢内不少是穿黄军装从重庆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他们夸夸其谈,大声说笑。我当时穿一件向老乡要来的深红色算平安地回到上海。

秘密筹备《新华日报》上海版

  到达上海的第三天,我奉命到指定地点去接关系。

  为了适应环境,我先到理发店烫了发。换了一身较像样的旗袍,到南京西路陕西路平安电影院隔壁的“吉士林高级咖啡馆”等候。出乎我意料之外,在那里和我接关系的是梅益同志。他曾是新四军创办的江淮大学的党代表,我们尊敬的老师。江大停办后,他在黄花塘军部党校学习,分别一年多,想不到在上海重逢。梅益一反他以前军衣军帽的装束,身穿一身笔挺又很考究的西装,金丝边眼镜,头发整齐油亮,看上去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学者或银行经理。见面后,我们高兴的心情无法流露,只是紧紧地握手,互相问好。在僻静的一角坐下后,边喝咖啡,梅益边轻声地向我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正在进行重庆谈判。我们要抓紧时机,作好准备,筹办一张党报,等谈判一结束,立即可以公开出报配合形势需要。奉党中央命令,《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也正在秘密地进行。我就是调回参加这项工作的。”

  筹备处设在上海中正东路(现延安东路)四川路附近一条很窄的小马路(原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上的一座大楼里,共有三间房。上级派来重庆《新华日报》经理徐迈进,夏衍从大后方赶来,又从新四军调回梅益,三人来负责筹备工作。不几天,印刷机、纸张、办公室准备就绪。那时却不能公开挂出《新华日报》的招牌,因为谈判结果未明。为了作掩护和争取读者,我们先借在大后方很有威望的《救亡日报》复刊,以《建国日报》的招牌出报。每天出八开报纸一张。徐迈进和其他三、四个人负责印刷、发行。梅益、夏衍带几个青年负责编辑。我的任务是将英文翟报刊《大陆报》、《字林西报》上刊登的有关消息和文章翻译出|来,摘编后使用,兼作采访和接待外国记者时的翻译。

  梅益和夏衍都忙着写社论、编辑、看大样。当时的工作条件极差,没有印刷厂和工人,编好的报纸暂时在别处印刷,一共只有十来个人,就将编辑出版发行全部承担下来。徐迈进的夫人带着三个6岁至12岁的孩子从重庆迁来,一时无处住宿,经济也比较困难,我就主动请他们住在我家,供膳供宿。梅、夏两位的笔曩头真快,常见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评论、小品、杂文,刊载在报纸的几个专栏上,真使我敬佩不已。当时夏衍不是以党员身份|出现,我只知道他是有名的电影工作者、剧作家。梅益是闻名全国的翻译家,青年们都读过他译的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想不到他们都还是出色的新闻工作者。|我刚从事新闻工作,就能在他们手下工作,真是幸运。

  当时,编完稿我们就在一起聊天。梅益很健谈,他那带有浓厚广东乡音的普通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讲他怎样在家乡参加革命,如何自学英语,拼命记单词,苦战好几年才译出那本脍炙人口的名著。夏衍也好说笑话,讲话很风趣。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总感到轻松愉陕。晚上发完稿,我们常到小摊上去吃宵夜,馄饨、肉丝面、汤团、茶叶蛋,价廉味美,一饱口福。

  由于《救亡日报》在大后方的声誉,加上《建国日报》上许多独特的报道,报纸虽小,却拥有不少读者。因条件限制,印刷数量少,常被抢购一空。我们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谈判的进展,盼望《新华日报》上海版早挂牌,早与人民见面。

  谁知不久,风云突变,谈判的进展不大,公开出报的希望越来越小,最后完全破灭。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撤到南京梅园新村。梅益也调到南京,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身份进行公开的斗争。

  接着,朱葆三路周围特务密布,我们的行动均被监视。可是大家毫不畏惧,我们的心已与报纸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了。

  1946年6月,国民党终于撕毁了《双十协定》,在苏北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建国日报》被封闭。我们奉命转入地下,化整为零,继续战斗。

  1946年夏秋之交的一个中午,徐迈进突然来到南市小南门我家里,严肃而又镇静地告诉我们,党中央决定代表团撤回延安,他也随周恩来撤退。凡是在上海没有暴露身份,又有家可掩护的同志留下,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继续战斗,我和侯忠澍、郑宜梁等人都留在上海。他是奉组织之命前来告别和布置工作的,他还交给我们一小包扎得很紧的东西和他的私章,说:“这是党的文件,你们要千方百计地保存下来,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万一遇到情况紧急,可以毁掉。”临走时,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党中央估计至多两年,局势一定会好转,你们要坚持。”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胸中充塞着一种难以诉说的复杂感情:工作遭受挫折,党报何时复刊?已燃起的内战烽火何时熄灭?中国人民的命运将如何?但这种担忧很快就被对党的坚定信念克服了。我坚信凡是党决心要办的事,一定能实现!

  我和爱人郑宜梁将文件收下,像家珍一样地妥为保存,准备接受更为严峻的考验。

建立“家庭地下印刷厂”

  我们转入地下后,中共上海市委决定用油印的刊物来传递党中央的信息。当时,延安新华社已向全国发布电讯。市委立即通过设在《时代日报》社内的电台,将收录到的新华社电讯转给我们,而我们党小组承担的是传播红色电讯的光荣任务。

  我们这一支新闻轻骑兵只有五、六个人,分中文和英文两个组,编辑、翻译、刻写、打印、分发都包下来了。中文组有侯忠澍(原江淮大学同学)、方琼,英文组有郑宜梁和我,四个人包下了全部工作。我还清楚地记得,英文电讯稿的呼号是XNCR。每周出十六开大小油印宣传品两期,每期二至五页。我们之间完全是单线联系,由侯忠澍将方琼刻写好的电讯稿送到我家,再由我们翻译成英文,打在蜡纸上,油印一、二百份。我们的全部武器是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中文组)、一台英文打字机(英文组)、两台手摇油印机(中、英文组各一台)。我们的卧室、阁楼就是办公室,就是印刷厂。当时我们住在南市小南门乔家路143号。那是一条僻静的街,是宜梁母亲工作的中国企业银行的职工宿舍,我们结婚后就住在那里。

  那幢三上三下的旧式石库门房子,东西是厢房,中间是客堂。我们住东厢房楼下,门前有一家木匠店,楼上是银行租给一家摇袜厂,有几台摇袜机和十几个女工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摇袜机的咔嚓咔嚓声正好掩盖住了楼下我们卧室里油印机、打字机的声音,消除了外界对我们的怀疑。

  为了维持生活和掩护的需要,我们白天都找了不同的职业,晚上就拿起笔,写着、刻着、翻译、打字、油印,不知疲倦地工作。那时郑宜梁进了上海的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任视察室翻译。来自世界各国的视察员中有后来加人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进步人士李敦白(“文化大革命”中被审查、批斗,受迫害后回美国)。宜梁经常跟着视察员到崇明岛、复兴岛的码头、仓库中去了解物资情况,再加上从会议记录中搜集到的有关情报,及时提供给党组织。晚上,就伏在书桌前翻译、打字、油印。我当时在福安保险公司工作,后来因怀孕而未再找职业,全部时间都放在这个“家庭地下印刷厂”里。油印材料的分发对象是在沪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党的外围组织、进步团体。我记得有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宋庆龄、美国新闻处的金仲华、英文版《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和上海一些进步报刊。可别小看了这一份油印电讯小报,在那消息完全被封锁的上海,它揭露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传递了党的声音,使那些同情、支持我们的党外人士、外国朋友和记者都能及时了解真情。通过他们再将消息传出去,争取各国人民和国内进步人士对我们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

机智传播红色电讯

  我们的油印宣传品印出来后是怎样分发出去的呢?名单是由上级定的,但是,收信人是谁?地址又在哪里?如果信封上都写“内详”或不写地址,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我们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我们两人骑自行车在街上查看门牌号码,这是因为上海的门牌都是从东向西顺序排列的,但中间也有跳号,我们就将漏的号码写下来,然后编成地址。例如南京西路最末的一个号是1858号,我们就编两个谁都找不到的发信地址:南京西路1866号或1870号。这样我们编了好多个无头发信人地址,写在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信封上,一个时期更换一次,将封好的宣传品分别投递全市的邮筒,这些信都顺利地通过检查,安全地到达收信人手中。

  有一次,我们发现有人在邮筒后等着,立刻警觉起来,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混在人群中走了。从此,组织上为我们的安全着想,决定由专人去送,我们只管编辑和印刷。

  后来,国民党当局也加紧了对我们的侦察。有一次,投递的同志在被盯梢后被捕。他严守秘密,从而保护了组织的安全。

  随着形势的恶化,上级决定改变形式,停止印发刊物。1947年,上级派姚溱来领导。姚是上海地下党有名的笔杆子,在《展望》杂志上以笔名“秦上校”写军事评论,分析军事形势。我在淮南时就认识姚溱,他的夫人韩静是我江大的同学。那时姚溱经常来我家,开小组会,谈形势,布置工作。5月的一天,我突然在英文《字林西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大意是:“警察局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靠近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的一幢楼里破获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当警察破门而入时,正在开会的共党分子均被逮捕,其中有一个头目跳窗企图逃跑,从三楼跳下摔倒在地,脚骨受伤,在马路上当场抓获……”看后,我心里非常着急,也不知道谁又被捕了。傍晚时分,韩静来到我家,告知姚溱已于上午因脚骨摔伤而被捕,现下落不明,组织正在设法营救。我的心像刀割一样地难受。因为怕连累我,韩静谢绝了我的挽留,另找别处潜伏起来。后来得知姚溱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受特刑庭审查,我们托韩静送去了一些衣服和罐头给他。

  姚溱被捕后,党组织又派王楚良来联系,继续工作。这是个专搞对外宣传的小组,共六个人:王楚良、冯志和、沈明钊、陆钦琰、郑宜梁和我。我们都是大学生,懂英语。王楚良是沪江大学毕业的,比我大四岁。白天,我们都以合法身份出现在社会各个角落。王、冯是洋行职员,沈在警察局干事,陆是出版社编辑,郑是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译员,我是南洋女中的英语教师。晚上,我们常在一起开展工作。我们六个人都有家、有孩子,但没有一个想到过危险,随时都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当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47年7月,宜梁考上公费出国留学到荷兰深造,我带着玮儿坚守阵地,继续战斗。

参与创办《解放日报》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由于我平时严守党的纪律,临场沉着应付,使我逃过了敌人对南洋女中的一次大逮捕。我带着三岁的儿子到大姐家隐蔽了一个多月,度过了黎明前最黑暗、最寒冷的夜晚。

  5月25日,解放上海的战役已近尾声。那天我接到党的通知,去申报馆(现在的解放日报社)报到。我冒着细雨从徐家汇出发,在阵阵的炮声和零星的枪声中穿过南京路来到汉口路申报馆。只见印刷工人戴着“工人纠察队”的红袖章,正在开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告上海人民书》,夏其言、钦本立等地下党员正在编《上海人民报》。我立即投入了工作。三天后,恽逸群和范长江带领的华东野战军南下新闻工作队到达,他们身穿黄军装,臂佩“军管会”袖章,风尘仆仆地与我们地下新闻工作者会师了。5月28日,《解放日报》创刊号终于与上海人民见面了!我也从“地下”钻出来,分配在解放日报社国际部,当了一名正儿八经的新闻工作者。几天后,我与获得自由的姚溱在南市我家里相逢,高兴的泪花使两人的眼睛都模糊了。我们紧紧地握手,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

  不久,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的徐迈进也来到我家,取走了我们替他保存的文件和图章。“我们一定要回来的”,这句话又回响在耳边。是的,党决心要做到的,就一定会实现。我始终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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