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南北》杂志社副社长、党员陶丽，是一位新上海人，自居家办公后，就关注疫情的发展，看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工作这么辛苦，便萌生了要为她热爱的上海出一份力的想法。3月12日见镇上发了招募志愿者工作倡议书，即刻登记报名了。

　　最初申请加入小区的志愿者队伍，陶丽的心愿很朴素，“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希望能利用空余时间，尽可能地为我所居住的小区出把力”。她所在的金地未未来小区有4200多人，在岗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却只有4名。从3月16日小区进入封控状态开始，核酸扫码、收发抗原测试盒，楼道消杀，运菜，买药，每天各种零活她抢着干。

    4月5日，陶丽所在楼栋的楼组长家中出现突发状况，无法再继续兼任楼组长工作。陶丽主动站了出来，接下这个担子，“当时我们楼栋处于封控状态，我想我家刚好住在一楼，出来为大家服务方便一些。”楼组长的工作比她想象的要繁重很多，“接手了才知道，所谓的楼长就是一个小村长”。居住在这栋楼里总共有51户163名居民，因为足不出户，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照顾。尽管陶丽承担了很多繁琐而又重要的工作，但她发现有更多事情是以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

　　为了组织大家一起参加志愿者服务，陶丽做了一个共享表格，列出了每天需要做的重要事项，包括取送快递、垃圾清运、楼栋消杀等等，发在群里让大家报名并填写自己合适的时间。令陶丽颇感意外的是，邻居们都非常踊跃地报名。“后来，大家开玩笑地说，每天除了抢菜还要抢活。没有邻居们的支持，维持整栋楼的正常运转是不可能的。”志愿者们的众志成城让陶丽有感而发：“平时大家都是点头之交，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现代人那种很有分寸感的社交方式，瞬间被邻里互助的氛围所替代。在居委会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主动发挥自己的所长，为社区贡献力量。”

    4月15日深夜，陶丽接到了要下沉社区的通知。第二天，她就带着匆匆打包的行李箱和被子来到高东镇报到。陶丽所服务的居委会没有住宿的条件，她在二楼活动室里搭了一张行军床，床不太结实，躺在上面会陷下去，但二十多天就这么过来了。

　　在基层抗疫一线，陶丽被分配到“配药小组”，承担保障居民用药需求等工作。她所服务的社区老年人比重很高，60岁以上占50%，90岁以上有40多名，甚至还有百岁老人，这也意味着配药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辛。“刚到的时候每天都焦头烂额，许多慢性病老人的常用药都不够了，但去医院配药又不一定有库存。针对一些比较急的用药需求，我们就通过网络渠道帮大家买药，这样能够尽快地把药送到老人手中。”

　　除了协调配药工作以外，陶丽的身影也“闪现”在任何需要她的地方——在核酸检测现场维持秩序，物资来的时候去帮忙卸货，接听求助和倾诉电话……“来的时候我就和同事们说，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来这里帮忙搭把手，和他们一起干活。”“我们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前不久，文汇报记者采访陶丽，她谦虚地表示，与身边更多的志愿者和基层工作者相比，她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她说：“无数的基层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展现出了一种平时看不到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有强烈感染力的。”（《大江南北》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