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解放上海的战斗岁月  坚定发扬铁军的革命精神　　

　　6月5日上午在市会会议室，七师分会召开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学习座谈会，分会的骨干13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分别由张黎光谈了访问新四军老战士阮瑜的文章“从无为走进大上海”。

　　新四军老战士孙国祥的书面发言“我参加了随军南下解放上海的战役”。潘国强谈了访问新四军老战士戴振的文章“陈老总永远在我的心里”。新四军老战士孙克里的书面发言“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我有幸参加了解放吴淞口的战斗”。四位新四军老战士都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不同的侧面回忆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岁月。

　　张黎光同志谈了访问新四军老战士阮瑜的文章，“从无为走进大上海”。

　　阮瑜同志阮瑜于1927年10月2日出生在安徽无为。1941年春，日伪军进攻地处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心的无为地区，时年14岁的阮瑜参加了新四军，因年龄小，被安排在第七师五十六团二营四连任勤务员，后调至卫生队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调至六连当保健员。1945年10月，新四军第七师奉命北撤，阮瑜担任军医兼排长，带领二十多个伤员和一个通讯班，坐船离开皖江根据地，冲出了敌人的封锁，北上山东。原来是在新四军七师解放战争后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而后又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25军，阮瑜在25军73师第217团卫生队担任队长。部队坚持在皖江地区保卫皖江革命根据地。1949年4月部队接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开始渡江，向江南、向上海进军。阮瑜跟着部队从无为过长江，并以每天行军100里，走三天休息一天的速度直插上海吴淞口。阮瑜所在的第73师接到的命令是防止敌人后撤，并阻止敌人从海上撤退。为此第73师还增加配备了一个炮兵团。阮瑜同志回忆，由于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因此73师赶到吴淞口后，仅仅打了三、四个小时的仗，就结束了战斗。而阮瑜所在的卫生队也仅仅接受到十几个伤员。

　　阮瑜同志回忆说，虽然，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我们部队没有经历大的战斗，但是我们解放军为了把一个完整的上海解放出来，还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解放军有近八千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两万四千多负伤。我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新四军老战士孙国祥的书面发言“我参加了随军南下解放上的战役”，我1930年10 月出生在江苏淮阴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生活所迫，上了三年小学就辍学了。以后就为地主扛长工。受尽了压迫剥削。1939年秋天，八路军进入我们家乡，建立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妇救会、青救会、民兵、儿童团。我还担任了儿童团的小队长。民兵一起日夜站岗放哨，保卫根据地的安全。1946年11月，我刚满16岁就穿上了军装，成了一名新四军战士。在华中军区卫生部医政处当勤务员，同年12月调新组建的华中军区荣誉军人管理总局卫生科当通讯员。1947年10月组织上送我到华东荣军干部二大队六中队（医务人员培训中队）学习，经过一年的紧张和系统的学习，我成为部队的卫生员，开始了医务工作。

　　1948年秋淮海战役打响了，我所在的华东军区荣军干部学校奉命于11月中旬从山东渤海南下由山东支前民工用手推独轮车帮我们运送校部卫生队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过黄河后恰逢雨雪连绵，手推独轮车在坑坑洼洼的泥泞路上往前赶，行动十分缓慢。为保证行军速度，校后勤部增派了四名头戴国民党帽徽、身穿国民党军服的“解放战士”来挑医疗药品箱。这四人中有一位叫孔庆年的，肩挑50多公斤的医疗药品箱，在蒙蒙细雨中艰难跋涉，因走得慢又掉队了。我回过头来大叫：“孔俘兵，你快跟上！”卫生队张队长听到后说：“小孙，你怎么叫人家孔俘兵，这是违反政策的，你要检讨。不认错要受纪律处分的。”事后我在党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又向孔庆年当面道歉。孔庆年说：“没关系，你们解放军纪律怎么严，我钦佩、钦佩。”

　　1949年3月部队奉命从山东益都南下，从镇江渡过长江，又向上海进发。6月初进住上海市郊南翔镇后，卫生队立即投入紧张的伤员救护工作。一天，我们卫生队接受了从南翔镇火车站送来的一名重伤员，我带着急救药品、纱布、绑带同卫生队张队长立即赶到一看，是位身穿国民党军装的伤兵，他是在南翔火车站转送战俘时，右下肢被火车轧断的，我正站在那里犹豫不决时，张队长说：“小孙你还在想什么，我们要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你快去帮他包扎。”因为伤员伤势重，包扎后仍然血流不止，而我们卫生队不具备手术条件，经联系派车把他急送上海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手术治疗。我们卫生队进驻上海后，驻地恰好在广慈医院对面，那位伤员李某在广慈医院住院期间，我们卫生队常派人去医院探望。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他伤好出院，由市民政局发给车旅费返乡。在临行前，李某柱着拐杖来到我们卫生队驻地向我们辞行。他说“我老家在河南新乡，我是被国民党抓壮丁当的兵。我老家有老母亲、老婆、孩子，我腿断了不能参加解放军了，你们共产党的政策暖人心啊。解放军救了我一条命，我牢记你们的恩德，我向你们鞠躬致谢。”最后，他双眼闪烁着泪水，向我们敬礼告别返乡。对国民党战俘的教育感化，使许多国民党战俘参加解放军，为祖国的解放冲锋陷阵，这也是解放军无往不胜的原因之一。

　　潘国强同志谈了访问新四军老战士戴振的文章“陈老总永远在我的心里”。戴振1926年12月26日出生，安徽无为人。1942年3月参加新四军，1944年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七师五十八团、沿江支队、七师十九旅56团勤务员、保健员、见习医务员、医务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纵19师56团一营、三野后方医院、山东中央华东局警卫旅二团卫生队付队长，在孟良崮战役中负伤，为六级伤残军人。

　　建国后，任华东局行政处医务所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主任，上海市新泾区政府卫生科长、上海市卫生局人事处付科长，卢湾区中心医院党总支书记、付院长，卢湾区政府爱卫会付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86年离休。

　　戴振说1942年3月参加了新四军，他和十几个年龄都在十三岁到十六岁，有文化、比较优秀的战士被选拔到医务兵培训班学习。他说：我们上课时每个学员都认真记笔记，每天很早起来背课程内容。三个月的培训班结束后，我们就被派往战斗连队任保健员，在子弹横飞的战场上快速爬行，去抢救负伤的战友。戴振还回忆了曾经做过陈老总的保健医生的经历。并谈到他第一次见到陈老总的经过。“我第一次见到陈老总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天还下着雨。”那是1946年9月新四军七师抽出56团，归中原突围出来的新四军五师十三旅旅长皮定钧指挥，参加淮阴保卫战。当时正值雨季，给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56团在团长王培臣的率领下坚守淮阴城西门。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把头上的瓦片都震的哗哗直响，我是一营的医务员，恶战一天，坚持到黄昏南门被攻破，皮旅长下令撤退至城北王营镇。晚上很黑，只见人影看不清脸，我跟在团部的后面，迎面碰上十几个骑马的首长。“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领头的那位首长亮开大嗓门朝我们喊话，王团长赶紧回答：“我们是56团的，奉皮司令的命令撤退下来的。”那位首长不容置疑地命令：“赶快沿着涟水大堤走到涟水城下，到了那里挖工事、设掩体，坚决阻止七十四师来攻打涟水”。我们立刻扔掉了背包，冒着雨朝北面城下一条河堤直奔涟水。事后我才知道下命令的首长是我们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老总。我一直认为他是司令员肯定在司令部里指挥战斗的，怎么会半夜骑着马出现在最危险的前线？我作为一名新四军的普通士兵从来没有见到过部队的最高首长，会亲自到最危险的前线来下达命令，我深受感动，从这一刻起，陈老总的高大形象就树立在我的心中了。

　　戴振在孟良崮战役中负伤痊愈后，留在三野警卫旅卫生处任医政干事，继而在警卫旅二团（团政委是后任上海市付市长赵行志同志）任卫生队付队长。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胜利后，他就随着南下的陈老总和华东局首脑机关进驻了大上海，他担任了华东局机关医务所所长，负责陈老总、饶漱石政委、曾山等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的卫生保健工作。

　　戴老说：“1950年9月12日我们住进了上海市常德路上的一个大院，陈老总、饶漱石、刘晓等华东局的领导都住在这里。我有幸为陈老总服务了一年多，我亲自为他量血压、测心肺、磅体重和注射等医保服务，如果首长们身体得病，我就会去邀请上海的名医董承郎和黄铭新两位医生来会诊。陈老总对我们没有一点官架子，非常亲切，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关心。有一次他的警卫员生病了，他马上让办公室打电话给我，请我过去给警卫员诊断、配药和打针。同样我给饶漱石打了半年的针，就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陈老总那时正年富力强啊，身体肯定很好，就用不着你们多费心思了吧？”我们问戴老。他笑着告诉我们，陈老总也有他的烦恼，体重上去了，血压也增高了。我关照他:“注意控制体重，少吃肉。”他听了哈哈一笑：“我就是喜欢吃肉，看来莫得法子啰。”

　　“我是一名参加过抗战的卫生兵，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和考验，成为医疗战线上的白衣战士，我永远忘不了在陈老总身边受到的教诲和关怀，鞭策着我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新四军老战士孙克里的书面发言“在解放上海战役中，我有幸参加了解放吴淞口的战斗”。1949年5月，我所在25军参加了钳制吴淞解放上海的战役，我时任军政治部宣传部刻钢板的油印员，我被指定参加了第一线的工作组，我的任务是跟随74师222团3营，随时将胜利的消息、战绩等用捷报、号外的形式以最快的速度印出，立即发到指战员的手中，以鼓励士气。

　　孙克里同志回忆了战斗的经过，这天是5月26，营长吴广成指挥全营兵分两路，一路由杨行向东攻击前进，切断敌宝山和吴淞之间的联系，另一路以主要兵力追歼向吴淞口黄浦江边逃跑的敌人。小小的吴淞口炮台湾地区共集结了敌12、52、54、99军及特种兵部队各有一部，约有一万多人，拼命对我军顽抗。我3营用密集的火力勇猛穿插，战斗拼杀的非常激烈，打的敌人混成一团，晕头转向，乱七八糟。但在江边上还有一小部分敌人在对我们拼死顽抗、打冷枪。在我们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有力的政治攻势配合下，一鼓作气把敌人赶进了几幢木质的营房内。我们喊的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战地政策性的口号，令敌人缴枪，我的喉咙喊哑了，仍继续边喊话边冲击，我们快速用火力压制敌人，不给敌人喘气时间。在这紧要关头，木质营房门缝里露出一支手枪的枪口对着我，当场被我旁边的一位战士发现，说时迟那时快，他立即对着枪口，用冲锋枪扫了一阵，露出的枪口被消灭了，我们砸开木质营房门，勇猛冲击，进门一看，地上躺着十多个半死不活的敌人。其中一个少尉身旁一支手枪丢在地上，我想这就是刚才瞄我的那个狗东西，他是死是活我也弄不清，我就狠狠地踢了他一脚。这时敌人已经动摇了，被瓦解了，有的缴枪，有的把枪放在地上不抵抗了，不死不活的伤兵躺在地上鬼哭狼嚎，狼狈不堪，到处乱钻，这些敌人实际上已经成了我们的俘虏，我们把他们押出营房全部交给俘虏营。

　　这一次战斗，总共战斗了近5个小时，我们3营共歼灭四千多敌人，和兄弟部队歼灭的敌人加在一起，就在这一小块地方就有近八千人，共缴获的轻重武器我数了半天实在数不清。3营打了个漂亮的追歼战，我们自己伤亡很小。事后，营长吴广成同志被评为战斗英雄。我立即收集材料，刻钢板出捷报。

　　5月30日，我又跟随75师打崇明岛，一次登陆成功，敌11师副师长刘贺田率部起义，共歼敌3700多人，解放了崇明岛。

　　四位新四军老战士的发言后，参加会议的同志分别谈了感想。高婷婷同志说，自己的父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投身革命。为祖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自己要牢记父母亲的教导，继承和发扬新四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努力做好新四军研究会的工作。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打算。华嘉惠同志谈了对解放上海那一天早晨的记忆，看到了马路上露宿的解放军，因此充满了对解放军的崇敬之心，七十年一直没有忘记。毛主席曾经说过，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大家一致表示上海的解放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自身的修养，把新四军的优良革命传统发扬光大，把七师分会的工作做好。

　　会上还宣布任命张涛同志和高婷婷同志为七师分会副秘书长。

　　最后，马元权会长对分会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