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与上海”第三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年10月1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暨新四军成立80周年，进一步推进新四军历史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新四军与上海”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回顾和总结新四军与上海人民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团结御侮、浴血奋战的斗争历程和历史经验，讴歌和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情怀，抵御弘扬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具有历史与时代的重要意义。来自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新四军老战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委党校、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1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108篇，经专家审定入选45篇，涉及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统战、文化等方面。与会者围绕着“新四军与上海”的主题，从多个角度、不同层面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人民抗战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阐述了新四军发展的光辉历史与在抗战中为中华民族所创下的丰功伟绩；探讨了抗战时期新四军与上海人民之间相互支持、互为依托的特殊关系；颂扬了新四军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信念与优良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应邀作了题为《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旨报告，指出：“我们党一向重视对历史，特别是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和研究，目的是从中汲取智慧、取得经验、把握规律、减少失误。”现将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和成果综述如下：

　　一、新四军是华中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为抗战胜利及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新四军是华中抗日的主力军，立下了丰功伟绩，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与会者认为，华中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新四军开辟华中根据地，使3420多万人民获得了解放，成为我党“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成功实践和发展，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和前进基地。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刘苏闽会长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新四军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新四军是华中抗日的主力军，与八路军并肩战斗，并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最多时抗击和牵制日军16万，占侵华日军总数22%；伪军23万，占总数30%，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2）新四军是维护抗日、团结、进步的坚定力量。在面对日趋严重的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危险的情况下，新四军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原则，以斗争反对投降，以斗争促进团结，以斗争谋求进步，以斗争赢得发展，新四军是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发展壮大。（3）新四军的发展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其中包含了以铁军精神为内涵的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核心的人民战争理论，以游击战争与大兵团作战为融合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4）华中抗日根据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益的借鉴。

　　此外，华中根据地在抗战时期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还得益于新四军对日军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曹景文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1）建立健全对日军统战工作机构，积极培养统战工作人才。（2）积极了解敌情，制定正确的对日军统战政策。（3）对日军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以动摇日军的斗志。（4）正确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分化瓦解日军。（5）利用觉醒的日军俘虏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日本人反战组织。新四军对日军的统战工作为华中战场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不仅分化瓦解了敌人，还使新四军从敌占区获得了一定的军需物资和重要情报，加速了日军的投降和抗战的胜利。

　　二、上海地下党和上海人民积极支持新四军的发展和华中根据地的建设，使党和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长足发展

　　上海是中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城市，也是日本侵略我国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上海的经济发达、资源丰富、文化水平高的优势条件，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上海成为支援新四军和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基地。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邬正洪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结合相关发言与文章，与会者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上海在救援、技术、干部、军事等方面给予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建设极大的人力支援。邬正洪指出，在上海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上海人民参加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建设的超过2万人。上海地下党分批组织难民和上海地区爱国青年赴皖南、苏南等地参加新四军，总数达三四千人之多，其中还包括了上海向新四军和根据地输送的数百名的干部。上海地下党还积极支援了新四军急需的报务、印刷、印钞、军工、医务等方面的技术力量，为新四军的军工生产输送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还组织大批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参与了新四军医务卫生事业的创建。此外，上海人民支持新四军，根据地还有赖于上海地下党开辟的隐秘战线对敌情报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石雷详细论述了上海地下党从1936年开始的重建和发展经过，指出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在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中，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地下交通组织和交通战线的同志功不可没。由华中局城工部、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建立了十二条地下交通线，为上海和新四军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援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江苏省委领导和组织上海和邻近地区武装队伍参加新四军。江苏省委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的上海和邻近地区抗日武装队伍转编为新四军，并配合新四军在上海扩军工作，不断动员组织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仅从1940年9月开始到1941年7月间，新四军在上海扩军达1000多人。上海中共党史学会的刘惠恕以抗战时期活跃于上海青浦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为例，对其抗日事迹进行历史考证，论述了中共党员顾复生创立“青浦抗日人民自卫队”和青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及日后成为新四军驻青浦抗日游击队的经过。通过历史事实的梳理，指出上海青浦抗日游击队的军事活动，积极配合了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抗日斗争，也为新四军主力部队输送了军事干部和作战人员，日后更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力。他们的奋斗事迹也粉碎了目前社会上所出现的“新四军只打内战不抗日”的谣言。另外，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的韩洪泉强调，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斗争，为配合新四军开辟和创建苏南、苏中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战略配合作用。

　　（三）上海地下党和人民通过不同渠道筹集财物支援新四军，改善了新四军物质匮乏和财力困难的局面。新四军初创时期，除了人才奇缺外，物质匮乏和财力困难更显突出，迫切需要上海支援。上海地下党和上海人民通过募捐、献金、义卖、义演等活动，筹集财物支援新四军。上海仅在抗战初期支援新四军的捐款就达130万元，对建军初期的新四军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救急作用。此外，上海地下党和上海人民还输送和协助采购了新四军和根据地亟需的印刷、印钞、军工器材，以及西药、医疗设备，尤其是上海籍干部冯少白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协助，设法买到了10大箱药品和医疗器械，大大改善了后方医院的物质条件。

　　（四）在上海地下党的组织下，上海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新四军提供了宣传、文化等方面的支援，成为新四军在华中团结和教育人民，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邵雍以文化艺术为中心探讨了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宣传、文化支援情况，归纳为3个方面:一是广泛的舆论宣传，彰显了新四军的抗日战功，有力强调了新四军的合法性与正义性；二是多种形式的声援与慰问给战斗中的新四军送去了急需的物资与精神激励；三是一批有才华的文化人投笔从戎，利用上海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实与加强了新四军的文化宣教队伍，并以此为种子，又培养出了一代新人，大大丰富了抗日军民的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

　　三、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上海的抗战提供了巨大支持，是上海人民抗战坚强有力的后盾

　　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同上海人民抗日战争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它们共处于华中抗日战场的的统一体中，新四军与上海人民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过去学者在研究“新四军与上海”这一主题中，较多关注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支援，而新四军如何对上海的抗日斗争的发生影响与作用，相关研究相对略少。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新四军对上海人民的支持作了深入研讨，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

　　（一）新四军的英勇抗战极大激励了上海人民抗日救亡的信心，为上海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沦陷，周围国土亦被日军侵占，仅存的租界地尚未沦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转入地下斗争。当时“孤岛”上海政治空气沉闷压抑，不少人对时局前途迷茫、悲观。新四军对日英勇抗战的政治宣传以及在沪郊开展的敌后抗日作战，直接振奋了上海人民。上海中共党史学会唐培吉指出，新四军一方面向前来根据地慰问的上海各界民众代表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另一方面利用《文汇报》、《译报周刊》、《大美晚报》、《曼彻斯特卫报》等中外进步媒体向上海和国内外群众真实地宣传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坚忍不拔地进行的敌后抗战。这使上海人民从迷茫中看到了曙光，坚定抗日斗争正确的政治方向。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童志强亦在其研究中强调，新四军在上海周边尤其是沪郊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敌后抗日作战，例如“夜袭虹桥机场”、“猛攻程家桥”等，其消息通过人民、媒体传入沪上，振奋了上海民心，激励大批青年要求参加新四军，奔赴战场打敌人。

　　（二）新四军在上海开展地下交通工作和情报工作，增强了上海抗日斗争的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唐培吉的论述表明，新四军各师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实际上都在上海建立秘密联络点线或者说地下交通线，甚至还进一步开辟了南汇到浙东的海上秘密交通线，在战时承担了根据地和上海之间文件、人员、物资转送的重要任务。此外，新四军的情报工作主要在上海开展，冯少白等人被新四军委派至上海，打进敌人内部，了解敌人的动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以便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他们收集了大量的高质量的情报，提供给党中央、华中局甚至国民党军统机构，这客观上成为上海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四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成为上海地下党抗战的坚强后方，在战时与上海保持了紧密频繁的联系互动。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先后开辟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中、浙东、鄂豫皖等8 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既是新四军各师的根据地，实质上亦是上海人民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要以主要兵力来对付新四军，这实际上大大减轻了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压力。一旦形势恶化，已暴露的上海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可立即转移到新四军部队和根据地，等待形势好转后重返上海继续战斗，保证了江苏省委持续领导对其管辖地区的抗日斗争。

　　本次研讨会还专门聚焦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内各分区根据地与上海在抗战期间的互动联系。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李茂辉阐述了新四军7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与上海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新四军在安徽的皖江根据地是集结出发东进，为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人民带去了中国共产党坚决依靠人民，坚持抗战的思想、意志和战力，上海人民则向皖江根据地的新四军输送的是人心的向往、人力和物资技术上的大力支持。皖江根据地的新四军通过开辟贸易渠道、开办贸易公司、各类工厂、大江银行，同上海人民保持经济联系，度过了根据地财政枯竭、供给困难的不利局面。此外，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二师活动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是上海地下党坚实稳固的后方，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的卞龙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在1941年12月，日军占领租界后，江苏省委在淮南区党委、淮南交通总站等组织的协助下，从上海安全转移至淮南根据地，客观上保护了省委组织及领导骨干，为上海党组织的发展及以后的斗争保留了革命有生力量。江苏省委撤至淮南根据地时，正是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开展时期，在华中局城工部的支持保障下，江苏省委组织整风学习班，100多名上海地下党员在淮南根据地系统地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工作经验，彻底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以及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上海地下党员结束学习后陆续返回上海工作，在工作中自觉贯彻执行城市工作应配合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精神，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的施文彬研究了抗战时期南通与上海的密切关系，他指出上海的崇明岛当时隶属于南通地区所属的四分区管辖，位于上海的江苏省委则直接领导中共南通地区党组织，指导南通地区的革命斗争。南通地区是上海连接苏北、苏中的重要纽带。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缺乏武器、物资供给的严峻形势下，新四军通过张渭清等人通过南通地区的特殊渠道运送情报、人员和物资。南通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桥梁纽带作用的发挥，大大方便了上海、苏南日伪控制区与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往与联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